临走的时候严复的老领导韦泽还亲自见了严复一面，会面的时候韦泽说的明白，“李鸿章的能力我并不担心，但是我们是党指挥枪，领导工作的是党。从这个角度来看，李鸿章的政治理念我就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安排严复政委到高丽当党委书记，就是要你把高丽办公室的工作承担起来。”

背负着祖国的使命，背负着都督的重托。严复书记抵达高丽的第一件事不是接风洗尘，而是立刻召开正式会议。

“同志们，大家都是新成立的办事处成员，我们就是一个整个团体。在团体裏面处于领导地位的自然是党委。所以从今天开始的一个月内，我们要在整个办公室体系内对党组织进行梳理。光复党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组织，对于有上进要求的同志我们并不拒绝，只要符合党员标准，经过党组织的考核之后，我们就会有选择的吸纳合格的新同志。我身为党委书记，这也是我的责任。”严复现在处于预备役状态，所以他穿的不是海军军服，而是橄榄绿的预备役军服。头上带了橄榄绿的八角帽而不是大檐帽，预备役军服的更接近普通服装多些，这是为了明确的区分出现役与预备役的不同。但是两杠四星的阶级章令袁慰亭等人甚为羡慕。只要再升一级，严复就是将军。一位共和国的将军，那就是高高在上的真正大人物。虽然年龄和严复相差不多，双方的地位差距可大有天差地别的意思。

严复并不在乎别人的这种眼光，他从加入光复军那一刻，就已经把身家性命都投在了这个当时让严复觉得无比强大的军队。十几年来这支军队，这个政党从来没让严复失望过。此时面对新同事，严复却还沉浸在不久前和韦泽的谈话的情绪中。

在舰队裏面干过军医，干过驾驶，干过舰长，干过政委。严复稍微有些不太能理解韦泽的意思，他沉声问道：“都督，我是去当书记还是去当监军？”

韦泽从容答道：“当然是要当书记。我之所以选你，是因为我们在高丽工作考虑的是国家利益，这和在国内工作还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在国内推行的政策，目的是人民的富裕、进步、解放。在高丽的行动，某种程度上让高丽人民变得富裕和进步，是因为只有按照这种基本规律去做，才能最大程度的满足中国的利益。我们不能对高丽竭泽而渔，因为竭泽而渔是没办法让中国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这么讲你能明白么？”

严复能理解韦泽的话，他答道：“我会努力按照规律去做。”

十几岁的时候除了扛枪，还要当护士，当医生。第一次给人治疗脱臼，第一次给人缝合伤口，第一次掌舵，第一次参加海战。做这些工作之前，严复都进行了充分的预习，而实践过程与预习和准备相差甚远。随着成长，经验丰富了，预判和现实的差距也不断缩小。可严复也深深明白一件事，想象和实践之间的差距之大往往如同天地。

很快稳定了情绪，严复说道：“我是军队出身的，军队这地方讲的就是纪律，同样也是要讲民主的。我们先确定新的驻高丽办事处的组织结构。什么是领导单位，什么办事单位，这两个单位之间的关系，责任，以及相应的民主决策过程。大家对此有什么意见么？”

李鸿章、袁慰亭、王士珍、曹锟等人都没真正干过上层，对于领导单位和办事单位这两个名词稍微有些听闻，却从来没有真正明白过。现在严复提问，一众人纷纷摇头，“请严书记给我们好好讲讲！”

领导机构就是制定决策的，办事机构就是执行决策的。在韦泽的理想中，他是希望能够完成这个制度的建立。并且把优秀成员吸纳进光复党，最终形成一个稳固的体制。当然了，在传统的官僚体系中，这也可以被看成是官与吏的区别。

幸好严复是军人，军队裏面称呼的指战员是指挥员与战斗员，而军事民主就是事前的讨论，不能因为指挥员负责指挥，就可以简单粗暴命令战斗员们“给我去死！”除了严格执行“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战术训练之外，平时为何而战的政治宣传，以及战时要把执行的基本向部队讲清楚，各级指挥员要能够起到带动作用。这是个很复杂又很简单的事情，核心就是有没有组织观念。如果认为自己是组织的一员，这就很容易做到。

李鸿章一直是没机会真正混进上层，所处的地位只是个办事人员。他原本以为严复只是要明上下，定尊卑。没想到严复竟然能够讲述如此道理，李鸿章心里面最大的感觉是懊恼。当韦泽没给他机会的时候，李鸿章发现他连核心权力阶层的门都没摸到。

袁慰亭和王士珍等人则是惊喜，他们原本以为通往权力顶峰的路和真正的道路之间的迷雾终于被彻底揭开。这两人都发现，只要跟着制度走，并且表现出自己的能力。权力之门对他们这样出身不怎么好的人也没有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