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野龙咩胜听不懂，王巨这是指为了上位的战斗，从这一刻正式打响了。

想要和气生财，那是不可能了。

非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再无妥协的余地。

其实舆论战早就打响。

就象几个月前献俘军去京城，开始时百姓所传言的，朝廷未发赏赐，那是王巨暗中派人散发的。至于后来的传闻，则与王巨无关了。究竟是曾布，还是赵子几等人暗中散发的，或者王安石也参与了，王巨不得而知。

不过王安石改革科举，一是废除对官员没有多大帮助作用的诗赋，以便让士子关心时政国策。

二也是能过新儒学为试题，对士子洗脑。

只可惜王安石也想错了，在多数精英反对声中，即便这样洗脑，效果也很慢。

也许平安渡过二十年后，真让王安石洗成功了。

关健那可能给他二十年时机。况且这样做，王安石触犯了一个最大的禁忌，他想做圣人，那么置赵顼于何地哪？

所以不要做圣人，就象王巨摆明了，俺就是所谓的小人，不要碰我，那反而效果更好一点。

想到这裏，王巨又说道：“传于百姓时，必须着重说一句，我没有赞成变法。”

“那介甫公会更生气的。”

“无妨。没有这个传闻，介甫公也知道我不支持他的变法。”王巨说道。

王安石变法，本质上还是好的。宋朝不变，再象赵曙时烂下去。不用等金人来。就完蛋了。

可因为敛财过重。确实在民间风闻很不大好听。

如果王安石能听得进去别人的意见，也许王巨会做他的左膀右臂，助王安石变法，自己也能提前上位。关健是王安石听不进去，连薛向的话都不能听。让王巨怎么投靠。

所以王巨想上位，只有两策，一策慢慢等，等到赵煦即政。那得等到那一天？

还有一策，那就是元丰时上位。

那时候应当国家财政也好起来了。

这一点很重要。

象现在，即便赵顼破格给王巨上位，王巨也要被迫着将那个黑窟窿填上，那还是会敛财。

这也是王巨略略同情王安石的地方。

不要小看了这个敛财，变法前宋朝财政只有一亿两千来万。变法后巅峰时是一亿八千多万。

免役钱近七百万不能算。

坊场河渡虽是王巨剽窃过来的，但它确实是良政，也不能算，这个一年也有四五百万。经过王巨改良后，似乎去年达到了近六百万。

那么余下的还有近五千万。这中间有农田水利法，与方田法增加的两税。有一千多万。

另外就是宽剩钱有四百万，青苗贷收入近四百万，薛向总掌南方调度，带来的隐形收入有一千多万，还有市易法有好几百万，以及其他手段，又敛出了几百万。

因此直接敛出来的财政是两千余万，并且这个实价比还非常地高，全部是匹与贯，而非是石与束。

所以这才飞快地将那个黑窟窿渐渐填上。

这时候谁做首相，要么不做为，让赵顼生气，要么做为，让天下人痛恨。

还有一个例子，范纯仁搞种古。

未来范纯仁知庆州，种古以强盗罪名捉了几名蕃人流放到南方，路过庆州城时，蕃人向范纯仁喊冤，范纯仁强行拦下，经过讯问，范纯仁得知几名蕃人乃是种古手下属吏，并非强盗，是种古为了避罪，将知情人远放。

所以范纯仁将几名蕃人释放回家，又上书朝廷，朝廷立即下诏，将种古以诬陷罪流贬。

不仔细读，可能看不出来问题，但仔细读，实际真有不少问题。

一庆州知州若是不带安抚经略使的差职，只能算是环州知州名义上的上司，不能真正全部去插手。最少范纯仁若有怀疑，可上书朝廷，而没有权利真正矫正种古的判案。

其次种古值得为了避罪，诬陷几个蕃子吗？避什么罪，难道强盗没有抓到吗？若那样，那时慕容各族桀骜不驯，岂不是无数庆州官员一一要落马？

因此这个案子有很多疑点，大约范纯仁这么干激怒了种古，种古上书反击，说范纯仁擅自发常平仓粮赈贷，收买民心。

这年陕西似乎有饥荒，范纯仁散发常平仓蓄粮赈济，胥吏劝范纯仁上书朝廷才赈济。范纯仁说等不及了，因此直接开仓赈贷。

然而范纯仁这么做，确实是越权办事，再说置中书于何地，难道朝廷连灾民也不救吗？所以种古也没有冤枉。

朝廷派了中使下来查，一查确有此事，那就先抓起来吧。然而老百姓来了，万余人阻于路上，流泪阻止，有的还跳到河中搞议。所以朝廷判决迅速下来，种古继续判诬告贬斥，范纯仁则以其他过错，黜知信阳军，然不久就转成知齐州。齐州就是济南，在宋朝也是一等一的大州。

这就是舆论的力量。

而且是最高级的舆论力量，那就是人心所向。

因此王巨计划是元丰后期，看有没有机会上去，那时不能上去，王巨将会心灰意冷了。经过元佑之乱，宋朝还想好得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