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日子，我始终记得很清楚，而且可能会记上一辈子。2005年11月4日，星期五。

过去的那一个礼拜过的超级忙碌。HR很快就拟好了书面的派遣协议，发给我看。第一年我会以Secondee的身份在香港工作，薪水增加的部分很可观，另外还有海外津贴和服务式公寓。我像穷光蛋中了头奖一样开心，但还是装的一本正经的样子，对Rona说：“我回去仔细看一下，考虑好之后给你答覆。”

离正式转调的日子只有两个月时间，我开始陆陆续续的做一些交接的工作，加上原来就在手上的事情也要在年底之前完成，一时间我又变得非常忙，下班最早的一天到家也已经过了十二点，看医生的事情自然又抛到了脑后。偶尔想起来，也抱着一点侥幸，希望第二天醒过来，一切就都好了。我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和Lyle见面，改成吃巧克力疏解压力。我还没有跟他说起我的新工作，虽然我很清楚，这个人吻过我身上每一个地方，对我说过爱字，甚至提过结婚，无论如何我不可能就这样走掉。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星期五的下午四点钟，办公室里的空气到了那个钟点总是有点混浊而沉重。我又觉得头晕了，想起来冲咖啡清醒清醒，走出去两步，就莫名其妙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倒在地上，晕了过去。真正失去意识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但同事还是郑重其事的照例做了急救，叫了救护车。我被驾到担架上下楼，上了救护车，就已经清醒了。刚开始还觉得小题大做，但车子发动起来的时候，我害怕了，马上我就会得到那个一直回避的答案。我开始毫无道理的觉得自己一定是得了什么绝症，很快就会有一个医生板着脸对我说：“晚了，你还有两个月可以活。”然后臭骂我一顿，为什么没有做年检，没有早点就医。

陪我一起去医院的是我们部门的一个秘书，我问她借了手机，没有想过要打给谁，脑子里只记得一个人的号码。哆哆嗦嗦的按了两次才输对号码，电话那头响了四次才有人接起来。

“Lyle，是我。”我说，语气还算镇定，告诉他我在救护车上，就要去医院。“你能来吗？”我问他，问的有点可怜，声音突然有些颤抖。

他回答：“当然。”问了医院的名字就挂断了电话。

救护车到医院时候，他已经在等我了。看到他的那一瞬，眼泪不受控制的涌出来，落在他伸过来手背上。我被过床，然后推进了急诊室，医生过来问我有没有这个那个的病史，有没有撞倒头。看不到他，我又变得超级静，坦白说：“别的没有什么，但是我怀疑我的乳腺有问题。” 简单的讲了最近出现的症状，医生没有什么表情，叫护士给我抽血化验，并且要求我留院观察。

我被送进一间病房等结果，Lyle在旁边陪我。

我有点发抖，但还是笑着对他说：“怎么办？我要死了。”

“你不会比我早死。”他回答，还是一贯的口气。

我发了一会儿呆，说：“那更残酷，我不想看到你比我早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