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医生肯定觉得我是个笨蛋。”我冒出来这么一句话。

“你就是笨蛋。”他回答。

我没有理会，低着头继续吃东西，淋上浆汁的鸭腿肉，配蘑菇和薯仔泥，真的很好吃。但是，他的话，他说话的淡的疲惫的语气让我突然很难过。我睁大眼睛，想要忍住，睫毛或是眼帘任何一下细微扇动就会让眼泪一滴一滴的落在盘在里。好不容易等到心情稍稍平复，眼泪也快干了，他却又走过来，跪在我身边，伸手抱住我，想哄小孩子一样轻轻的晃着我，低声念着他的咒语：“答应我吧，说吧。”

我用手背擦了一下眼泪，推开他，说：“你真的不用这样，你每次都做了该做的，这件事完全是我的责任，没有认真把指甲抛光就不应该到处乱抓。”半是真话，半是玩笑吧。

他站起来，脸色和口气渐渐的变了，“可能在你出生的国家堕胎不算什么。”

这句话彻底把我变了，我“”了一声打断他：“你不用跟我说什么生命或是人权，如果我想听什么基督教义，你是我可以想到的最后一个选择。”

“我想说的不是这些，我不会管别人杀掉多少个胎儿，但是这是我们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并不像吵架，但是我们确实是在吵架：“你是自私的女人对不对，你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们’。”

“‘我们’真的存在过吗？”我冷冷的看着他反问，在他回答之前，站起来走出去。我没有回头看，听得到他没有跟出来。但下到底楼，在门厅等出租车的时候，他也下来了，对我说：“至少让我送你回去。”

他看起来很平静。到了我公寓楼下，我们告别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是友好的。让我错觉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结束了。直到星期一，我又打扮得很精神的样子去上班，跟同事说上周五的事情不过是因为前一天加班加的太晚了。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我收到两样东西，一个Harry Winston的戒盒和一份起诉通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