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le的家庭结构很简单，近亲不过三个人，他的外公Gerard Baker，母亲Nicole Erasmus，妹妹Cheryl-Ann Walsh。我没写错，就是四个人四个姓氏，继承来的，或者结婚后改的。

Gerard很大年纪了，我不太清楚他的岁数，不过他曾经告诉过我，按照中国人的算法，他跟我一样属猴子。我们接触不多，但他可能是那三个人当中比较好相处的一个。而照Nicole的说法是，他是老糊涂了。我猜他曾经也和菲兹杰拉德笔下的Anson Hunter相似，差不多生活在同一个年代的纽约，整个世界铺陈在面前，而他挑剔漠。不过现在，Gerard每年都要去温暖的地方过冬，为了他的缘故，甚至考虑过到加勒比海地区办婚礼，只是很快就被推翻了，因为那是“演员和流行歌手偏爱的方式”。这话出自Nicole之口，马上得到Cheryl-Ann和婚礼策划师的附和。

Nicole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巴黎读书，毕业之后做过一段时间的新闻记者。时间很短，差不多就是一年零两个月。發表过的文章做成一本精致的塑封册子，如今已是打趣说笑的话题，只因为文章的主题大多是关于罢工、劳资问题和阶级冲突的。显然打那之后，她的生活方式和想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那段经历多少让她认识了一些文艺界的人物，之后她没有再工作过，在几个社团挂了主席或是秘书长的头衔，组织读书会，慈善演出和拍卖会。

Cheryl-Ann的经历要简单得多。在纽黑文读书，毕业后跟着母亲做些社团工作。二十六岁的时候认识了在四十七街做生意的南非人Jaco Walsh。她花了一年半跟他结婚，七个月之后离婚，得到了论抽屉算的钻石和有色宝石。

不知道是谁说的，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专门帮人解决家庭问题是治疗师？还是社会学家？如果是后者，我爸应该更能理解这句话。他是社会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一所二流大学的社会学老师，不过，就算是他，恐怕也很难想象，这样两个家庭如何“结合”。

当我说起我爸是大学教授，妈妈是医生的时候。Nicole还一本正经的问我：“你母亲是哪方面的医生。”我老实回答：“遗传学。” 我笑着猜想，出现在Lyle和他家人脑海里的是怎样两个人：剑桥城那些穿花呢西服的学究，和权威干练的女医生？

而现实是，我爸四十岁上评上副教授，在那之后再也没有做过什么认认真真的学术研究，至今仍旧是副职，在学校上没什么人听的关于品德伦理的公共课。妈妈在一家区级妇产科医院混日子，靠几台进口仪器回答所有遗传学问题。他们住内环边缘上一套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公寓，骑自行车或是乘公共汽车上班。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生活的重心都是我，后来也总是在朋友和同事面前说起我。

我没想过要粉饰什么，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妈妈胖了，但还是挺漂亮的。爸爸高大英俊，看起来比一般五十多岁的男人要年轻。甚至会说几句英语，九几年的时候来过一次美国，在密歇根做过学术访问。如果要与之结合的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什么问题都不会有，可能还会处的挺愉快的。不过Lyle，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