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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救助者眼中，道禄“神通广大”，但他并非全能，他只能掌控他所管理的范围空间。

有人在网上截取他的微信头像，冒充他募集善款，光去年就被道禄逮住四个，随后是漫长的纠缠，辟谣、举报、封号。

现在最让道禄头疼的，是如何给留在身边的孩子们上户口。他曾想把孩子的户口落到万善寺的地址，以集体户的名义。但这块土地性质复杂还涉及拆迁，短期内无法落实。

道禄抚养的孩子中，有好几个将在今年秋天读小学，没有户口意味着无法入学。他有些慌了。

他的手机里存着当地负责户籍管理的领导电话，他反复催问多次，也没得到确切答复。

过去几年里，他跑遍了能够咨询到的所有部门，没有谁能解决他的实际问题。

事实上，在这场没有前例可遵循的民间救助样本中，道禄游走在“道义上获得支持但无政策支撑”的尴尬夹缝中。

原来，这现在依然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楚丽华悄悄看了看兰芝，一个不能上户口的孩子，就不能上学，现在这个社会，这样也是不行的。

或许，自己真的是有些太想当然了。

4月中下旬的一个下午，道禄又一次跑去当地民政局询问，一个领导在办公室接待了他。

道禄在他面前倒了一通苦水，对方也跟他交底，说道禄在做的事是个新生事物，还不普及。

按照现行规定，救助妇女儿童要遵循属地原则，将其送回户籍所在地的民政或妇联来解决，否则一旦出了问题责任由谁来担？

从这一点来说，道禄无疑是幸运的：过去八年的几百例救助中，由医生认定的胎儿自身情况不好停胎流产的有几例，但没有一个孕妇在道禄的照顾下出事引来医疗意外和麻烦。

领导给他递上茶水，热情又耐心，但说到最后他只能建议和尚，“去妇联问问。”

道禄起身往妇联的方向走，不过这回连大门都没进去。

市政府的保安拦下了他，问他具体找谁，道禄答不上来，被支到附近的信访办。保安说，“那里有妇联的人，有问题去那边反映。”

道禄又调转车头，开进信访办的大门。在三楼的一间小屋，道禄把刚才给领导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给两位值班的中年女士。

两位女士的工作日常是调解婚姻家庭纠纷，管不了道禄这档子事。眼看着又没结果，其中一位抬手往隔壁指了指，说旁边有位人大的主任，说不定能协调这事。

道禄又跑到隔壁房间，第三次复述了自己的来由。主任听完挠挠头，起身说，“唉，这个事情很复杂，需要联动好几个部门，估计只有信访局出面才行。”

他带着道禄下楼，领着去了一楼的信访登记室。

填表、登记，再次讲明来由。年轻的小伙子在电脑前详细敲下道禄陈述的需求，最后抬头告诉他，关于户口的反映情况会反馈到公安部门，15个工作日内确定是否受理，如果受理，60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意见。

走出信访办的门口，道禄摸摸头，又摊摊手，像是战败而归的士兵。

兰芝走过来，拿走楚丽华的手机，“别看了，你眼睛本来就不好。”

——“可我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道禄法师他的事迹能不能得到认可，那些孩子会不会被特殊情况特殊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