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

给熟人写后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语气太过严肃，显得与作者生分；行文太过轻佻，显得与读者隔阂。更何况，这是一本涉及到神秘文化的小说——而孔夫子教导我们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六合以外，存而不论。”擅自品评神怪作品，要被他老人家打的。好在孔夫子一生最敬佩周文王，最爱听《文王操》，而周文王对中华传统文化最大的功绩，是在坐牢的时候演过八卦。我姑从古人，不谈封建迷信，就来说说八卦好了，相信孔夫子应该不会对此有什么不满。

这本书从无到有的诞生，我恰好全程目睹——甚至曾经参与其中——作为一位亲历者和冷静的旁观者，我自信有资格去虚构……我的意思是，重构整个《镜鉴记》的成长历史。

最初的发起人，是作者之一的亚古。在那个时候，萨达姆和帕瓦罗蒂还健在，杜伊和中国足协关系还不错，地铁十号线还未开通，中石油仍旧盘踞在48的高位上……有一天下午，亚古打电话给我和另外一位作者赤军，说有了一个新点子。他刚看完梦枕貘的《阴阳师》，觉得连日本那种蕞尔小国都可以写出这样的题材，咱们泱泱中华上国，几千年文化积淀，为何不能写一个？

“不是那种传统的恐怖鬼故事，重点是要风雅！风雅！”

他在电话里兴奋地嚷嚷。我一边努力安抚他的情绪，一边思索这个想法的可行性。很快我们三个凑到了一起，开始讨论起来，很快就达成了三点共识：古典、风雅、诡异。我想把“变态”也加入标准，可惜失败了。

基于这三点共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了明朝，并进一步聚焦到了明成祖迁都之前。这个时代，正是大乱方定、大治未兴的时候，最适合出点什么故事。男主角刘鉴最初是瞄着阴阳师里的安倍晴明来设计的，随着讨论的深入，他逐渐变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士人形象：睿智、内敛、博而不乱、儒而不腐——至于他的僮仆捧灯，则是出自于一个不雅的笑话，有心人可以在结尾加个儿化音，自己去揣摩。

后来我们还拉来了另外两位朋友罗某和廖某，并决定采用接龙的方式，一个人写一章，再交给下一个人继续写。出于文人心态，大家都在暗暗较劲，前面的人不仅要把情节推进下去，而且要给下一个人设下圈套，在结尾处留出一个难解的扣让对方去解。若解的好，自然赢得其他人一片叫好，若解的生硬，免不了被大肆嘲笑。与其说这是集体创作，毋宁说是文字游戏的一种。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以想象，整个情节如同在激流中挺进的皮划艇一样，跌宕起伏，全无章法。大家兴致勃勃，几乎每一章都会涌现出新的人物和线索，整个故事情节在东拉西扯中疯狂摇摆，直到所有人都精疲力尽，意兴阑珊。比如我们曾经设想在刘鉴的身边安排一个意大利人，他的身世平凡无奇，在刘鉴的帮助之后，他返回了欧洲，并与一名叫贞德的女性结婚。贞德的死只是一个假象，其实是与这位意大利人一同去了芬奇隐居，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孩子，起名叫达芬奇……现在这本书中呈现出来的，只是最初设定的十分之一罢了，可想而知那时候《镜鉴》世界的庞杂。

这次合作很快就无疾而终了，因为没有人能够从这一大堆复杂的文字里梳理出一条主线，甚至无法统计出所有的角色。但是我们玩的很尽兴，倒没有什么遗憾。事隔数月之后，赤军和亚古忽然告诉我，他们决定重起炉灶，把这篇杂草丛生的东西重新修剪一下，继续写下去，认真地作为一本小说来完成。我真诚地祝福了他们，并祈祷能够顺利完成。

于是事就这样成了。现在读者们看到的这本书，已经与它当初的相貌大不相同，原来是个蓬头垢面的虎实孩子，现在则是个仪表堂堂的英俊少年——尽管它是另外两位父亲抚养长大，但这并不妨害我对它有着父亲式的偏爱。

最后我要澄清的是，小说里出现的那个姓马的二爷，和我本人一点真的关系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