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不跟皇帝的名字完全重合，一两个字相同无所谓。还有宋徽宗搞出乱七八糟的避讳，比如“龙”之类的，全部从避讳词当中取消。

朱铭继续说：“大位交接之后，阁部院寺官员职务皆不变动。”

“太子圣明！”

众臣齐声呼喊，都彻底放下心来。

朱铭再说：“我登基之时，并不大赦天下罪犯，但要给天下万民减税。内阁与户部，商讨一个减税方略。记住，商贾的榻税、铺税、过税之类的不能减。”

这是仁政，必须赞叹，官员们再拜。

朱铭还在说：“在减税诏书里面，还要写以下内容——”

“第一，各省全面稳步推行摊丁入亩。”

“第二，清丈田亩时，鼓励地主到官府自报隐田。自报之人，如果核对无误，前几年的逋赋不再追究。若有隐田被官府查出，不但要补交欠税，还要十倍罚交钱粮！”

“第三，朝廷会派遣大量御史前往各地巡视税收。除了五代以来就有的定额鼠雀耗，其余折变、面耗、杂派一律取消。这是开国就定下的规矩，可直到去年还有官吏在征收。现在配合吏役改革，基层吏役有了薪俸，绝对不准再滥征杂税！被抓住就是罢官流放，严重者直接砍头！”

……

宋朝疯狂加税，从伟大的宋仁宗开始。

加税的直接结果，从中央统计数据就能看出。

整个北宋的官方数据，全国户口和田亩一直都在增涨。唯独宋仁宗执政时期属于例外，户口和田亩数量双双下跌。

户部很快就拿出减税方案，并且递交到内阁讨论。

户部尚书方孟卿对阁臣们说：“前宋残民加税，自仁宗朝始，商税加得尤其多。就连开封城外的农民，挑着瓜果进城叫卖都要征税。农民种地已经交过两税，若是瓜货卖得多自当再征商税。可小民挑着少许瓜果进城，只是沿街叫卖，赚些微薄小钱糊口，这时去收商税于心何忍？”

宋仁宗疯狂加征商税，把全国农业税的比率，降到总税收的56%。这放在农业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农民又得到什么好处了吗？

当然没有。

朝廷通过各种杂派，变相增加农业税。此风一涨，官吏趁机跟进，疯狂盘剥农民，而国库却没增收多少。

方孟卿说道：“对商税的减税方略，是酌情降低或者取消，恢复到宋仁宗登基之初。当然不是全面恢复，大约要保留加税的一半，因为宋初确实收得不算高。主要是取消针对小商小贩的加税，尤其是农民进城卖货的税收！”

“农税方面。前宋的正税加得不多，各种各样的摊派层出不穷。大明朝廷已三令五申，但地方官吏还在收取，而且越收越隐蔽，就连御史都容易疏忽。尤其是‘布估钱’，官、商、吏三方勾结，从以前的豪夺，变成现在的巧取。不仅小民受布估骚扰，就连大地主都深受其害。当狠狠的从重处置！”

宋代的杂税有多离谱？

我养了一头牛，在牛活着的时候要交税，若牛死了还要纳一笔税。

家里丁口多，就要承担更多徭役。如果分家，那就罚钱。

不仅买卖房屋要征税，就连修房子都要征税！

对了，还有农具税。

我家添几把锄头也要交税，这玩意儿只在宋真宗年间被废除过一阵子。

收来收去，甚至诞生了“鞋钱”。

你要穿鞋吧，那你得交鞋钱。

这种乱七八糟的杂税征收难度极大，中央朝廷其实收不进国库。多数杂税沿袭自五代，宋朝却一直不废除，算是默许地方官吏以此贪污。

吏员也懒得根据税种逐个征收，直接让乡役（乡手、里正、保长等等）去摊派。

现在，朱铭要全部打掉。

三令五申还不改，那就鼓励“刁民告状”。

“刁民”一般来自中小地主家庭，读过些书，识得些字，却无法逃脱官吏的盘剥。

让御史们去巡视乡镇，在小镇住一段时间，并在集镇口贴告示，竖起一个匿名信箱。读过书的“刁民”看到了，多半就会悄悄来匿名告状。

每破获一起胡乱摊派杂税的案子，就给御史们记功，并且给予金钱奖励。

这几年，御史们升官最快。

大量御史因政绩转为地方官，已经变成一条升官捷径。

这玩意儿虽然得罪人，但升得快，名声又好。新科进士若被选为低级御史，比直接外放县丞还高兴，若是运气好破获大案，有可能一年半载就升为县令，或者是在御史系统快速升迁。

翟汝文仔细看完户部递交的减税方案，忍不住感叹道：“此万民之福也。”

阁臣们相视一笑，太子这手玩得漂亮啊。

刚刚登基就减税，仁政之名就坐实了。其他手段再酷烈，那也属于仁君，登基减税写进史书没法改，顶多民间有许多人悄悄说坏话。

所以，年号该怎么定？

或许还可以往仁政那边靠拢，用年号来体现新君的德治。

……

（工业革命不是灵丹妙药，别动辄就要打造工业国家。第一，棉花都还在推广，纺织业兴盛的条件还不足。第二，工业革命会加速土地兼并，导致出现更多失地流民。第三，失地流民造成治安混乱，数量远超工厂对工人的需求，从而导致对工人的盘剥更严重……）

（今天没第二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