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来信奉黄道吉日，休言君王嫁娶，便是民间喜事，亦要择一好日子。陆谦大婚，自然便是如此。由入云龙公孙胜出马，盖无不好。

此类事避凶祈吉求安，民俗事象，不能简单地归于封建迷信。在陆谦看来，这更是一种文化。虽说于后世年轻一辈来言，确实繁琐。

喜日还未到，益都城内，大街小巷已经遍盈罗绮，张灯结彩，花团锦簇，好不热闹。

霭霭祥云笼紫阁，融融瑞气罩楼台。说的就是这益都城。

方天定还是第一次来到益都，自从当年一别，惶惶年余光景，却都已经物是人非了。他方天定再不是单单是方腊的儿子，更是南国太子，受封南安王。

方腊一个‘圣公’封自己的儿子当王，这“圣公”果然很厉害。

一年多光景过去，南北两边关系依旧亲密。就比如眼下，梁山从外海内河两条线路，向方腊军持续输入铁料、皮革。以来换取江南的丝帛粮米。

谁叫江南之地虽富裕，其境内却缺铁少铁。大江之南的铁矿，更多分佈在岭南，也即是粤地。其在宋朝仅产铁五万余斤，到了哲宗时期，铁课就已接近三百万斤。也即是说，南广一地明面上的产铁量就已近乎一千五百万斤。再有便是福建路，而后为荆湖，最次是江南西路。

如此情况下，两边便存在着先天上的互补。

陆谦控制着北宋四大铁监之二，又与辽地女真通商，铁料、皮革自然优厚，而南方掌控江南，丝帛米粮丰盛，又因海贸断绝，其现如今唯一之出口，就只有陆齐。

而陆谦以物易物，从南方收入丝帛、粮米，其一用来养军，二用来养民。

自秋收后气温转凉时，齐鲁之地便以粮米丝帛为诱，调动农民百姓之积极性，维修道路，开挖水渠。宋末时节，赵佶怠政，其下官府亦多无所作为。梁山军纵然以俘虏修补道路、河堤，可偌大的齐鲁，怎可能轻易便做完？

且一县之中，道路先放一边，水渠一事，亦是重中之重。老百姓可以不走路，但不能不吃饭。

看看齐鲁之地有多少田亩，其中有多少水浇地，又有多少旱地？后者可只能年年看老天爷脸色吃饭。

而若是水渠修筑好，那就是另一个模样了。

水车、翻车、风车，多的是汲水手段。

但百姓是无组织无头绪的，他们合起来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若没有一个明确的引导。那就是一团乱麻。

陆谦如是便以丝帛粮米为诱，引导他辈努力。

盖因为宋代不比汉唐，彼时役夫不给口食，是以徭役繁重，便是百姓莫大之压力。而赵匡胤一反役夫不给口食的古制，订下“一夫日给米二升”的夫粮制度。此后，夫役雇法便为赵宋祖法。

赵大都能舍之，陆谦又如何不能？再针对老弱强壮定下劳动量，少劳有惩，多劳有奖，丝帛粮米自能诱的百姓们努力。

且陆谦要求‘就地取舍’，尽可能的叫百姓在本地劳役，而不是沂州的农民调去休黄河。

如此，南北两边可取所需。方腊得兵甲皮革，以壮武备，梁山军得丝帛钱粮，可养军养民。

虽山东士林之中对此颇有诽议，以为陆谦治民，一味驱之以利，苛之于术，而无德育教化。但一群无权无势的渣渣，便是舆论都掀动不起，只能用来噪耳。且还必须是陆谦这般耳朵较长者。

方天定与高玉两个先一步入得城来，没去礼部那空壳一般的鸿胪寺，而是先在益都城内行走，往来看赏。转过城门，见酒肆茶坊，不计其数，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济济。

城中还特意划出专供车马行走的驰道，依旧一左一右，一溜马队正走在其上，一匹匹健马都负重累累。

益都地处陆地，也无河流穿过，这裏看不到杭州市井那一处处的拱桥，也见不到一艘艘船儿。能看到的只有车马。

城内却是比杭州城尤要热闹许多，酒店茶楼鳞次栉比，各种店铺字号多不胜数，各种车轿骡马忙碌不停。那左手一处油铺，门前客人熙熙攘攘，裏面客人也不少，销售形势很好，还有车马往来运送。看那店铺幌子上挂着一个“鲸”字，方天定就晓得此乃鲸油也。

他在江南亦得过此物，还有一批上等的蜡烛，皆出自鲸鱼之身。初次听闻还曾经感慨梁山军胆大妄为，竟然于海上主动招惹起那般庞然大物。听闻期间多有翻船落海者，但捕猎之旅，依旧未见其停下。

以方天定之见识，如何知道一头鲸鱼可贡献出多少利处？但凡吃的一次好，便是教之停歇下，恐都会有人生怨。

“如此繁华叫人羡艳。不知杭州何时才有彼处之盛景。”这还是摩尼教起兵之前便否定了“圣库”这一说，才叫杭州城内没有彻底断送了经济。但摩尼教入杭州杀伐过于凶戾，以至于那市井富商大贾都被杀绝，官宦门第又被铲除，多余寻常百姓人家，哪能轻易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