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过后，赵东升相继召开了八大部的部门会议，布置新一年的任务。

对于技术部来说，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意义，赵东升对技术部的职能进行了细分，在技术部下面成立了电子部和机械部两大部，这意味着技术部开始向专业化发展。

其中，技术部主任孙勇兼任电子部部长，技术部副主任杨德华兼任机械部部长，两人皆是科班出身，学术底蕴浓厚。

电子部和机械部成立后，赵东升向孙勇和杨德华下达的第一个任务不是展开研究工作，而是让他们带着各自的手下去联系昔日的同学或者同事，将他们请来电器厂工作。

为此，赵东升提供了优厚的福利待遇，一旦被电器厂录取，那么不仅薪酬按照南方一线大城市来，而且提供一套一百平米的住房，如果有人研究的课题通过技术部审核的话，还能提供相应的研究室和科研资金。

赵东升的这个行为后来被人们笑称是“挖墙脚行动”，由于八九十年代国内的科研机构和大学院校的福利待遇普遍不高，因此赵东升提供的优厚待遇着实吸引了一大批的科研人才。

对于当时科研人员所面临的困境，社会上曾经流传着一个形象的说法，那就是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真实反应了科研人员的生活境况。

孙勇和杨德华等人知道赵东升采取这种措施是求贤若渴，不过他们对赵东升所承诺的那些福利待遇感到没谱，电器厂现在是什么状况大家心中都很清楚，薪酬什么的姑且不说，单说房子，就连赵东升还住在单身宿舍，拿什么给那些招来的科研人员？

赵东升知道大家心中的担忧，于是信誓旦旦地告诉大家，市政府会帮忙解决科研资金和房子的问题，进而打消了大家的后顾之忧，毕竟古连成对电器厂的支持是有目共睹的。

其实，赵东升这么说不过是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而已，他从没有向古连成提过科研资金和房子的事情，这些问题将由电器厂自己来解决。

赵东升早就盘算好了，在国际电子产品展销会上将用在威尔牌录音机上的那几项专利技术卖出去，这样的话能筹集一大笔钱，足以解决电器厂目前所面临的资金缺口。

元宵节过后，市政府正式下达了红头文件，黄州市电器厂成为了市政府的直属企业，这使得机械工业局、电子工业局和轻工业局的如意算盘彻底落了空。

不过，机械工业局、电子工业局和轻工业局还不是最郁闷，最郁闷的是市衞生局。

年前电器厂提级为副处级单位后，市衞生局的人就给牛保国打来了电话，让他去办理手续，将职工的医疗关系转入市一医院。

原本市衞生局的人以为打了电话后牛保国就会去办理手续，毕竟牛保国年前为了办理这个手续可是费了很大的力气。

可是左等右等，直到元宵节过了电器厂那边那还没有动静，市衞生局的人坐不住了，电器厂现在可是市里的当红企业，他们怎么敢怠慢，于是只好再给牛保国打电话，催他来市衞生局办理手续。

牛保国接了电话后说知道了，于是市衞生局的人眼巴巴地又等了两三个星期，可电器厂的人还没有出现。

不得已，市衞生局的人再次打电话过去，希望牛保国能确定一下前来衞生局的时间，结果牛保国以工作忙为由推脱抽不出时间去市衞生局。

这一下，市衞生局局长武伦坐不住了，他感觉到电器厂故意而为的，就算牛保国忙得不可开交，不是还可以派别人来吗？如果电器厂的人在市里坑他一把，说市衞生局不给他们办理手续的话，那么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既然电器厂的人不来，那么武伦只好派人去电器厂进行现场办公，原以为这下能将事情办成了，可他派去的人被电器厂办公室的人直接晾了起来，根本就见不到牛保国，因此他们在电器厂待了一天也没办成事情。

与武伦派去的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市衞生局副局长宋大成在第二天派人到电器厂指导衞生所的工作，结果受到了电器厂的热烈欢迎，中午还被请去了德悦酒楼搓了一顿。

当然了，所谓的指导工作纯属就是一个借口，电器厂的衞生所现在只有一块牌子，挂在牛保国的办公室门口，厂里职工小病的话就去机械厂的衞生所，大病的话去市一医院。

由于不能走医疗报销的程序，故而赵东升特意设立了一笔职工医疗救助资金，职工们在市一医院的医疗费就按照救助资金的形式来走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其实，说到底还是电器厂现在有钱，不在乎那些医疗费。

通过武伦的人和宋大成的人在电器厂所受到的截然不同的待遇，市衞生局的人终于明白了，电器厂并不是对市衞生局有什么成见，而是对武伦有意见。

电器厂的人不办理转入市一医院的手续，武伦对此是没有丝毫的办法，于是事情就这么拖了下来。

结果到了三月底，分管科教文衞的副市长陶勇将武伦喊到办公室狠狠地训斥了一通，问他为什么电器厂的医疗关系到现在还没有转入市一医院，导致电器厂的职工看病竟然享受不到应有的医疗待遇，使得机械厂职工对此颇有怨言，严重影响了电器厂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