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12月岁末，刚刚在爆炸和蘑菇云中度过圣诞节的上海市民，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震怖与惊吓。

——寒风凛冽的黄浦江畔，上海外滩的繁华大街上，在无数市民的围观之中，数以百计名震一时的沪上名流，被红军战士用卡车运出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尸体的形式被挂在外滩的每一座路灯上！

在这些被“挂路灯”的士绅名流之中，既有黄金荣、张啸林这样的黑帮大佬，也有工部局总董事劳诺德这样的殖民官员，但更多的则是江浙财团的虞洽卿、钱新之、王一亭、吴蕴斋、李馥荪、周作民，各大洋行的马易尔，刘礼士，杨宁史等金融投资界人士……如果说，昔日的上海滩最引人注目的风景，就是外滩那一排鳞次栉比的银行大厦，那么此时另一则吸引人眼球的新景色，则是吊满路灯的银行家了！

然后，为了彰显出这场集体处决的正义性，在每一位沪上大亨悬挂着的路灯杆子上，红军的政工人员还贴上了描述他们生平罪状的告示贴纸——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制造股灾、祸国殃民……至于最严重的罪名，当然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指使之下，收买反动势力，大肆屠杀了数以万计的革命群众！

总之，这帮银行家都是世界上最贪婪最邪恶的魔鬼，罪无可恕、死有余辜！挂路灯都是便宜他们了！

望着被挂满了外滩每一座路灯的银行业同僚，还有红军在各大银行焚烧账册和钞票的缕缕黑烟，如今被挂上了“上海苏维埃银行筹办顾问”头衔的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一方面既带着几分逃出生天的庆幸，但另一方面也是不胜唏嘘。“……这可真是‘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啊！”

“……你这是在把红军比作黄巢吗？”站在他身旁的杨文理教授，回头瞥了张嘉璈一眼，“……那么，不知在张先生的心目中，谁又是唐僖宗。谁又是田令孜、李克用和朱温呢？”

——总的来说，对于这位被后世誉为“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的“中国现代银行之父”张嘉璈先生，杨文理教授从本心上来说并没有多少好感。

首先，在当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中，张嘉璈也半推半就地掺了一脚。手上同样沾着革命者的血。

其次，张嘉璈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在政治上是个亲日派，而且极端地热衷于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实力，甚至平时穿和服、着木屐、说流利的日语。完全一派东洋作风……这在二十一世纪倒是没什么，但在这个中日矛盾极端激化，悲壮抗战即将爆发的年月，可就显得很碍眼了。

幸好，在穿越者们给张嘉璈看了许多揭穿日军内部黑幕的书籍刊物，比如《大日本帝国皇军の贪腐小史》、《中二病才能当大将》等等，又让小鸟游真白前首相站出来。给他描绘和展示了一番二十一世纪日本国的“萌萌侵略者”風采之后，张嘉璈心中对大日本无敌皇军的迷信，总算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扳了回来。

当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位银行家的屁股显然都还没有坐到人民大众这一边来。

“……不管是打着怎样冠冕堂皇的旗号，你们毕竟是一手毁灭了上海滩的金融业！”张嘉璈如是说。

“……确实如此，但我们觉得，上海滩的金融业早就该毁灭了——中国如今最不需要的人才，除了汉奸带路党，就是买办银行家……”杨教授毫不客气地答道。“……上海这个远东金融中心的繁荣，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是建立在全中国人民的血泪之上，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是极端畸形的，社会上黑恶势力横行，证券交易所等金融机构又缺乏必要的监管体制。使得各种投机炒作风靡一时，投机家和掮客充斥着金融界，一个个心中都想着无中生有、一夜暴富，把公债和房地产为主要投资对象，营造起一个又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而不肯踏踏实实地经营实业……整个大上海的繁荣就像是空中楼阁，缺乏实业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把金融魔术玩得越兴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伤害就越可怕，未来崩盘后给国民造成的灾难就越惨痛！”

“……但国内如此战乱纷飞，海关又操控于列强之手，政府无力保护实业，我们除了搞金融还能做什么？”张嘉璈揉着额头叹息说，“……投资实业，我们也不是没做过，可结果却是赔得不知有多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