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易的小说系列中，魔门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这个神秘的宗派渊远流长、人才辈出，虽被人以魔呼之，但详考其行为事迹，实不外是由八个被边缘化了的小行会之间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黄易小说中虽然未曾明白地描述出魔门的历史源流，但循着小说中些许蛛丝马迹，却可以约略描述出魔门发展、构成的大致轮廓。

在黄易小说的历史世界中，若将《荆楚争雄传》之类的中短篇忽略不记，最早当可追溯至《寻秦记》的年代。在那群雄逐鹿的春秋战国之世，大地之上还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王者，百家争鸣就意味着每种理念的推动者，都可以平等地向林立的候王推广着自己的思想。没有中心，就意味着没有边缘；没有一个人被高抬为永远正确的神，自然也就不会有人被踩落为魔；所以在《寻秦记》的时代，还未曾看见魔门活动的痕迹。

然则好景不长，秦国一统天下，汉室继秦而兴，君权开始膨胀而笼罩一切，官方意识形态亦随之成为天地间唯一响亮的声音。于是一些原本亦曾活跃一时的阶层，由于价值取向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尽相同甚且背道而弛，逐渐变得黯淡而失语。于是其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了保存自己的理念，结成了以六卷《天魔策》为最高指导宗旨的共同联盟。

在这个联盟中包括了以从事服务业的女性组成的阴癸派，由刺客、雇佣兵们组成的补天阁，代表商贾阶层的天莲宗，保存了原始道教残余的真传道(分为道祖真传与老君观，这个分支极具象征意义，颇可解释“魔”字的由来)等两派六道。当然，由于各行业兴废上的时间不同，这个由两派六道共同构成的主体应当是在一段较长的历史阶段内逐渐形成。

因为他们与主流相悖，使得他们的一切无法进入公众的视野，从而公众对于他们由于无法理解而产生了种种的揣测与传说，而他们的形象又进一步在这些揣测与传说中走样变形，这几乎也是所有被边缘化的团体的共同境遇。而主流话语对边缘团体的打压，在正统写法里，也就叫做“衞道伏魔”。同样，总有些想进入主流话语的团体，通过对边缘团体的打压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从而取得主流话语辅翼的地位，比如佛、比如道，徐子陵所谓“千年道魔之争”，大抵便由是而来。

从这样一个历史理念出发，也便可以对魔门两派六道分别进行考察，从而得出关于魔门历史的一个大致印象。

阴癸派：从字面意义解，阴与阳相对，亦可视为女性的象征。癸的字面意则为女子月事(由此推想厉工的“紫血大法”，实令人不寒而粟，学这东西比学《葵花宝典》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癸另一层意义则通“揆”，《史记》称“癸之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故曰癸。”由是可见，阴癸二字实含有由女性而掌控天下的意思。

阴癸派掌握着《天魔策》中最精华的部分，相信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阴癸派的历史由来最为悠久。毕竟从事服务业的女性工作团体的历史，至迟在春秋之初已是有史可稽。而且这一阶层从来未曾中断，但在历史中历来都处于边缘的地位。在《寻秦记》中，这样一个阶层的实力已经颇为可观，如朱姬、单美美之流，几可以说是通过征服男人而征服天下的典范；稍次一流的凤菲、石素芳等，亦是名动公卿，影响甚大。

虽然此时她们还都只是在命运面前消极应对，缺乏主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握自己命运的自觉。但相信这许多蕙质兰心的女子，在过多了随波逐流、朝不保夕的生活之后，终究会有人蓦然醒悟，意识到自己这个阶层存在的巨大潜力，尤其当她们有幸得到《天魔策》这样具有颠覆意义的指导性文件之后，阴癸派也便应运而生。

从《大唐》里看来，阴癸派如绾绾、白清儿，均颇得通过男性征服天下这一原则的精髓；《覆雨》中的陈贵妃与白芳华，更是将这个理念发展到一个新高峰。当然，在隐秘的历史中，阴癸派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只怕比我们想象中更为巨大，比如则天武后、比如陈圆圆。甚至哪怕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一些社会热点新闻中，窥见阴癸派传人们活动的窈窕身影。

补天阁：游侠文明的历史亦属悠久。春秋战国之世，刺客可以堂而皇之活动于主流历史，但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刺客们的黄金时光随之嘎然而止。他们一下子由门客甚至是国士的上层社会沦落为遭受主流社会排斥的边缘团体，相信刺客阶层中的许多人都对这样剧烈的身份转换非常不适应，在荆柯与高渐离的前仆后续中，其对秦始皇帝的仇恨程度，相信多少带有这个原因的影响。

刺客所奉行的准则与正常人是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必须时刻准备抛家弃子、背叛亲朋(具体事例可参见聂政、豫让等刺客前辈)。也正因此，当他们失去奉养，要融入正常人的社会，也必然最为困难。刺客团体的特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伙伴，这同时也意味着刺客团体哪怕在魔门这个利益共同体中，也是处于边缘的位置。这或许也是补天阁的传承如此神秘以及补天阁的武功在两派六道中并非特出的主要缘由。

邪极道：邪极道的成立时间未曾明言，但在《边荒》中，向雨田可以做为一个座标。此时距淝水之战不远，淝水之战为公元383年，据石清漩的说法，在向雨田之前，至少有十二任邪帝。古人二十行“冠礼”，即今日之成年仪式，担任一门之长的，至少也应是成年人，《大唐》中跋峰寒说起：“七年前只二十岁就登上掌门之位”，从其口气中亦可推断出当时二十岁能当掌门实属特例。由此上推，大致可推断出邪极道成立的下限当为公元110年左右。而《大唐》中提及第一代邪帝谢泊“不容于当时独尊儒术的正统社会”，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则在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由此可知邪极道成立时间的上限当不能早于公元前132年。

《大唐》中曾提及第一代邪帝谢泊寄情医道，但并不能就此认为邪极道的营生仅此而已，否则实难以解释“邪极”二字是何来由。在《大唐》中，谢泊发现“邪帝舍利”的过程颇堪玩味。虽然近来回到过去的人员有爆增趋势，但在没有直接证据之前，恐怕无法认定谢泊跑到齐国古墓里是从事考古工作。

盗墓亦是源远流长的一大行业，有汉一代，如谢泊之类的行当更是盛况空前，以致刘邦立国时便要“以秦始皇守冢二十家”来防盗。王子今先生的《中国盗墓史》对此有专章叙述，此处不多赘言。现在的考古发掘中，“秦公一号”墓、河南上蔡楚墓中，汉代盗洞之多令人咋舌，亦可为一佐证。如此则丁九重那一身过时的装扮，其来路恐怕也有可以解释的地方了。

邪极宗的门人在汉末乱世中亦曾有过进入主流的机会，董卓、曹操甚至曾专门为之设立“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的职位。然则这等营生终究为天下人所恶，是以邪极宗列名魔门，为世所恶，亦可理解。

天莲宗：《大唐》里安隆的出场，便是商会首领，这颇可视为天莲宗所处阶层的代表性一幕。商贾阶层的黄金时段便是《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起止时间，即从春秋战国至西汉初年。当日家资亿万的大商贾地位可比王候，司马迁称之为“素封”，在当时的主流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与魔门其他流派阶层一样，正处于成形阶段的商人阶层在汉武之世遭受重挫。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行算缗令，对商贾征收财产税；元鼎三年(前114年)又令杨可告缗，从此“杨可告缗遍天下……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此后数千年中，在儒学笼罩一切的语境下，商贾一直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天莲宗的成立，亦当在这一时间之后。安隆与辅公佑的投机性格，亦带有商人阶层普遍心理状态的深刻痕迹。

真传道：这个派别与融入主流的上层道教相比较，可以十分典型地诠释“魔门”的“魔”字是何由来。此派分为道祖真传与老君观两派，然则两派都体现了原始道教的特征，即对男女房事的重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