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的成立以及皇明周报的发行，在朝堂上并没有引发很大的反响和争议，因为官员们都认为，皇明周报只不过是邸报的翻版而已，皇帝的意图只不过是将其受众范围扩大了而已。

“邸报”又称“邸抄”（亦作邸钞），并有“朝报”“条报”“杂报”之称，四者皆用“报”字，是用于通报的一种公告性新闻，是专门用于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的新闻文抄。

“邸报”最初是由朝廷内部传抄，后遂张贴于宫门，公诸传抄，故又称“宫门抄”“辕门抄”。

邸报最初的受众是各行省及府州县主要官员，而随着有更多的人对朝廷的大政方针、皇帝谕旨、官员任免调动等诸多事宜越来越感兴趣，甚至出现了专门抄录邸报以售卖的牟利商人。

官员们及好事者为求省事，都乐于花些钱去购买，无须再去缮抄，这也为邸报读者范围的扩大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邸报除了传播信息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会成为修史的依据，记录下某日某时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和人物，为历史留下极为珍贵的文字材料。

在大明，除了有邸报这种可以广泛传播的媒介，还有价值更高的塘报。

塘报是各地军将发给朝廷的奏报，是对自己辖区内各种敌情及战斗情况的汇总，邸报是下行传播，而塘报则是上行传播，只有少数有资格的重要人物才能看到相关内容，并根据这些情报做出相应的判断和行动。

不过，当崇祯十四年腊月初六日，皇明周报问世之后，拿到第一份报纸的朝官们，还是不禁吃了一惊。

因为新报纸无论从规格尺寸还是所刊发的内容上来讲，都与他们想象中的大相径庭。

邸报因为尺寸太小，为了发布更多信息，所以上面的内容都是以微言大义为主，尽量简化具体细节，以求涵盖的范围更加宽泛，阅读起来花费的时间很少。

而皇明周报则是以一种全新的模式横空出世，它的出现直接颠覆了众人印象中传统的媒介形式。

硕大的版面和尺寸、详实的内容、精美的文章、写实型的奏报等等，这一切都让接触到新报纸的人大开眼界。

这其中让人们格外关注的内容是来自方以智、郑芝凤出访随笔，以及陕西、湖北、辽宁等地移民开荒拓田的相关报道。

虽说大明整体风气非常开明，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度比较高，但由于缺乏对外界的具体认知，所以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时期的欧洲与建奴、鞑子等并无二致，都属于未开化之地，与富甲天下的大明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但方以智和郑芝凤的两篇游记却让很多人陷入了思考当中。

原来在数万里之外的极西之地，那些红夷诸国也正在奋力前行，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赶超大明的势头已是越来越明显，在某些领域和方面，有些强国甚至已经超越了大明。

而且值得警惕的是，方、郑在游记中都提到，这些西夷崇尚扩张和武力，在他们的眼中，财富可以依靠武力获得，这种行为其实与建奴、鞑子并无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