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唐宋至今，历朝历代无论强盛与否，采用的都是皇权不下乡这种政治机制。

“皇权不下乡，乡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千百年来，县以下乡村的治理，靠的就是这么一套约定俗成的制度。

“皇权不下乡”，不是说皇权不想下乡，而是皇权下不了乡，因为皇权控制的资源十分有限。

而且，皇权控制的这些资源，首先要用于皇室的延续，其次用于官僚体系的运作，再次才用于社会的控制。这样一级一级落下来，等到用于管理社会的时候，所剩资源不多。

在这一状态下，皇权只能借助官僚的力量，下达到县一级官员。最小的官员就是七品县官，县以下就只好由着乡绅们自行管理了。

其实对于一个古代国家来说，华夏土地面积过于庞大，人口过多，古代集权政府想要跟近代国家一样，把国家权利渗透进地域社会，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是因为朝廷财力有限；二是朝廷官吏有限。而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自始至终贯彻了华夏土地千百年。

另一方面，在进入近代之前，中国独特的集权制度基本能保持国家的稳定以及发展，所以政府也少有向地域社会渗透权利的意愿和动力。

而本朝太祖由于出身寒微的缘故，从小到大没少被贪官恶吏欺压过，所以朱元璋从内心裏对官吏施加于百姓身上的盘剥是深恶痛绝的，在登基之后，朱元璋曾经明令：县官不许下乡，不得亲自督促乡里工作，以免影响百姓耕耘，劳民伤财。

作为最基层的政府，县衙几乎就是“一人政府”，“皇权不下县”使得基层正式官员始终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数量级，乡间治理依靠的便是乡绅和地方宗族势力。

在这种机制下，很多地方宗族势力对百姓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已经远远超过了皇帝和朝廷，而此等现象，是与朱由检力图打造一个富强、民主、文明、法治的全新大明相抵触的。

现在的大明无论是财力还是官吏的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历代王朝，具备了贯彻“皇权下乡”的基本条件，只要策略得当，破除这一旧机制所带来的弊端还是有很强的操作性的。

说到地方宗族势力，朱由检认为，从公平的角度讲，宗族势力并非“封建残余”，而是具有地权的协防组织，这种组织形式在后世的抗战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川军、湘军、桂系等等，这些抗战的中坚力量，无不是依靠地方宗族大户的人财物力而组建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