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心裏想自己现在算是一个革命者了，自己毕竟都跟柯伦泰那女人在一起解放自己了。奥莉娅对朱可夫有一点小崇拜，便约他一起同去食堂吃饭。朱可夫答应了，他说：“求之不得。”

两位年轻人并肩走着。朱可夫觉得有些话，还是要和奥莉娅说清楚，因为涉及政治的大是大非，他如鲠在喉，犹豫了半响，红着脸对奥莉娅小声说：“奥莉娅，其实，我也不赞成你说的共和。”

奥莉娅原本以为两人志同道合，大吃一惊，问道：“为什么？”

朱可夫说：“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都要我们相信，共和制就等于自由。人们以为，只要把国家叫做共和国，国家就马上安定富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需要一个人民自己主宰的国家。”

还没有到午饭的时间，朱可夫和奥莉娅坐在校园草地的石凳上，时断时续地交谈着，因为校园里刚下了一场雨，一阵阵的清风吹过，草地间的湿气弥漫。不远处是几棵婆娑的树，随风摇曳，细小的花儿，似一只只瘦弱的黄色蝴蝶，栖息在绿叶之间。

两人不知不觉从政治谈到了文学，奥莉娅问朱可夫：“听你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吗？1812年俄罗斯唯一要做的就是拯救祖国，现在的俄罗斯也是这样。”

朱可夫说：“不，他不是我喜爱的作家。他的许多想法都太疯癫。你以为很多西方人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因为他的思想？不是的，吸引他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心灵缺陷和癫痫等古怪行为的描写。”

奥莉娅笑了，问朱可夫：“那你喜欢谁？托尔斯泰？”

“不是，说实话，除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其他人的作品我都不喜欢。他们死后，俄罗斯文学就失去了活力，主人公都是一些窝囊废。我希望我们的民族能出一些英雄人物。”朱可夫认真地说，“马上就会有了，一场风暴就要在莫斯科开始了，革命的风暴，一定会让所有人低头。”

奥莉娅问：“什么风暴？革命的风暴？你在说什么？”

朱可夫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只是轻轻昂起头，看着阴沉的天空，低头哼起柯伦泰用手勾住他的脖子，和他进行暴风骤雨战斗时，在他的耳边哼起的那一首歌：

我像是红色火焰在人们心中燃烧

我像是蓝色火焰在各条街道燃烧

我将让每个人都发出最后的吼声：“自由！”

我将给每个人希望的钥匙，让每个人看到光明

富人——吸血鬼，在允吸着人民的鲜血

官僚——吸血鬼，在允吸着人民的鲜血

沙皇——吸血鬼，在允吸着人民的鲜血

讨伐富人，讨伐官僚，讨伐沙皇

我们要用鲜血和斗争，换取最后的胜利

在学校里，也已经有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四处在散发传单，上面写着：“我们的运动，将震撼珍整个俄国社会，不屈不挠的大学生运动，将迫使沙俄政府服从于历史的必然！”

此时，整个莫斯科，都已经在为一场即将到来的大风暴做准备，一些跟朱可夫一样的年轻人，歪戴着帽子，在莫斯科的十字路口拿着木棍准备行动，他们见到每一个路过的工人，就告诉他们“同志们，注意了，我们应该要罢工了！”遇到那些冥顽不灵的工人，朱可夫他们就用棍子敲得这些工人头破血流。

一场巨大的风暴，即将席卷整个俄罗斯，震惊世界！当时的沙俄政府和社会，犹如套在四匹疯狂的马上的马车，这四匹马代表了四股政治社会力量，一股是沙皇尼古拉二世代表的沙俄制政府，一股是代表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派，一股是中立的地方自治党派，还有一种力量乌里扬诺夫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这四匹脱了缰的野马，各自像疯了似地坚持着自己的方向，一匹马想原地不动，一匹马向右拉，一匹想走中间路线，还有一匹马像左拉，就快要把俄国这辆破旧的马车拉散架。

十九世纪的百年间，沙俄农奴制的崩溃，是俄国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在发展的道路上也和二十世纪的中国一样，曾有过许多次机会，进行和平宪法和法律改革，但是，崇尚暴力血腥的党派没有等待改革的耐心，冒进和激进分子对亚历山大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的刺杀，以及一些对政府高级官员的刺杀，阻断了改革的进程，最终使得沙俄当局也在血腥镇压中迷失了方向。

最先得到发展壮大的力量是俄罗斯各地地方自治机构，主要得到了商人和开明的贵族的支持，早在亚历山大二世时，就取得了一些特权，比如，各省地方自治局的代表可以在私人住宅里召开会议，还建议召开全俄国民代表会议，要求地方自治、公开审判、强制赎买农民土地、预算公开、出版自由。但是当他们要求进一步扩大自治的权力时，遭到了尼古拉二世的果断拒绝，尼古拉二世在批复地方自治机构代表大会代表要求参与内政事物管理时曾说了一段闻名全国的话：“我将像我已故的父亲那样，坚定不移地维护制制度的原则基础”。

尼古拉二世的内务大臣西皮亚金，按照他对皇帝的忠诚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大力强化了沙俄的官僚制度。直到1902年4月他被革命分子暗杀身亡。之后，狡猾专断的普列维接了西皮亚金的班，又把这条路线推行了两年，结果他也被暗杀身亡。擅长权术的维特上台后，给尼古拉二世写呈文说：“地方自治的体制和制制度水火不容。”

在沙俄军队被中国打败后，俄国人把丢失远东的责任推到沙皇尼古拉二世身上。圣彼得堡工人起义被沙皇当局血腥镇压后，社会大众对沙俄政府失去了信心，而昏庸的地方当局官员贪污腐败，管理混乱不堪，肆意妄为。加上经济上的通货膨胀，使得沙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学生也被布尔什维克煽动起来。到广场去游行示威。

在1904年，布尔什维克、立宪民主党派和地方自治的少数派组成了解放同盟，提出“打倒沙皇制制度”的纲领。其中，领导地方自治的是莫斯科省地方自治的主席希波夫，他也是全俄地方自治机构公认的领袖人物。他们认为这个纲领可以团结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广大人民群众，觉得他们最渴望的也是政治上的自由。但是这个口号既没有吸引住农民，也没吸引住工人。倒是布尔什维克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理论在莫斯科受到广泛传播。到1905年春。希波夫不得不辞去“解放同盟”的领导职务。

乌里扬诺夫开始领导“解放同盟”，鼓动暴力革命。解放同盟的口号被富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当年2月5日，莫斯科省省长阿列克谢·阿列克山的洛维奇大公被革命者成功暗杀。莫斯科一片混乱，很多大学裏面，甚至张贴了武装起义的宣传招贴画。

乌里扬诺夫认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布尔什维克号召莫斯科的工人搞总罢工和武装起义。他四处發表演说：“人民的事业必须掌握在人民手中。工人阶级必须手握武器，向沙皇政府低头就是犯罪。俄罗斯全体公民们！要牢牢地捍衞不被蹂躏的权利！在人民统一的不屈不挠的意志面前，任何力量都站不住脚。”

1905年初秋，解放同盟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家农场里召开了联合会议，讨论如何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在会上，各派政治势力对于革命的手段意见不一，进行激烈的争吵。

乌里扬诺夫说：“新世界的诞生，少不了折磨与鲜血，要压制混乱局面，就需要一个强大而残酷的政权。我们必须立即组织工人罢工，领导暴动，在震惊世界中重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