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既然变成了社队企业，每年厂里截留多少，上交村委又是多少，村委每年又拿出多少来分红给村民？

还有，厂长的薪资定多少，中层管理的待遇如何制定，如今村民们享有了村里的分红权之后，待遇又该几何？

当然，作为茶厂目前最重要的驻外机构——以黄爱武为首的驻深圳办事处团队，是否继续沿用当初他制定的那套薪资标准？

这都需要他事无巨细。

约莫在村里呆了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突然，一个电话打到了柴家坞村部，是找韩春雷的。

韩占奎在村部广播室里用大广播通知了韩春雷。

韩春雷还以为是深圳那边出了什么事，黄爱武打电话来找自己。

不过等他进村部接起电话，对方自报家门后，才知道自己想劈叉了。

“春雷同志啊，我是革委会的老付啊。你还记不记得我呀？”电话那头的声音浑厚而有力。

“付主任，我当然记得。您上次和王主任一起来过我们村。”韩春雷笑道。

“年轻人的记性就是好。今天我是有事来找你呀。”

付年生说着，在电话那头的声音明显略低了起来：“你是不是在深圳得罪了什么人？”

“深圳……得罪人？”

韩春雷一听，大致猜到，八成陈永攀他们那封举报信，已经寄到了。

随即，他淡定回道，“主任，得罪人谈不上，不过我在深圳卖我们老家的绿茶，和同行发生竞争，这肯定是难免的。”

“那就是了。有个深圳茶业协会，你知道吗？他们写了一份举报信，寄到市公安局，举报你挂着集体企业的名头，在外搞资本主义剥削那套，还举报你投机倒把。我有个老同事在市局上班，他一看举报信中的柴家坞，正好在我们县。所以就把这封举报转到了这里。”付年生语气不是很好。

“深圳茶业协会？我知道他们。之前因为我们杭州龙井茶在深圳大受欢迎，他们曾多次发动同行抵制过，过程虽然险象环生，但好在我们遇水架桥，最后都站稳了脚跟，没有给我们浙商丢人！”韩春雷说道。

“干得好！面对这种地方排外主义，就要勇敢面对，不能向他们低头妥协！”

付年生在电话那头突然中气十足的表扬了一句，又道，“举报信我也看过了，我个人认为，举报信里那个关于租赁办公室，转租赚取高价，进行投机倒把的事，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毕竟那个租赁地在深圳。但是，他举报信里提到，你是个体户，却雇佣着几十人，对外还谎称春雷茶厂是村集体企业，这个事情有点棘手啊！尤其咱们这边不比深圳，你这种情况一旦查实，是要被当做典型来抓的。”

付年生的话里，透着惋惜。

“主任，春雷茶厂的确是我们柴家坞的社队企业！”韩春雷道，“深圳的春雷茶业，只是我们茶厂派驻深圳的驻外机构。”

付年生一愣：“春雷茶厂是社队企业？我记得你之前是挂靠的啊？”

“是的。当初的确是挂靠。要是没有我们村里的支持，也许我现在还是个打单帮的，所以春雷茶厂能发展至今，绝对离不开柴家坞男女老少的支持。所以在深思熟虑过后，我们家决定把春雷茶厂和柴家坞更紧密的结合，通过改制归村里所有，如今春雷茶厂已是彻头彻尾的社队企业了！”韩春雷笑着说道。

付年生问道：“真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一个多星期前，从公社到县里，我们都办完相关的手续了。今后，没有什么韩春雷的春雷茶厂，只有柴家坞的春雷茶厂，柴家坞全体村民的春雷茶厂！”

砰！

一声捶桌子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紧接着，付年生抑制不住兴奋地喊道：“很好，很好啊，致富不忘家乡人，春雷，你这个年轻人，真是好样的！”

韩春雷笑道：“主任您过誉了，喝水不忘挖井人，这历来都是咱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

“不错，这话说得，有农村致富带头人的觉悟！”

……

县革委会，副主任办公室。

付年生一手拿着电话通放在耳边，一手翻了翻桌子上的行程表，说道：“那就先这样，过几天，我去柴家坞看望你。”

说完，他便挂了电话。

接着，他又拿起电话，拨通了市公安局老同事的电话，讲明了这封举报信的问题。

最后，他对着电话那头，语气不善地说道：“老萧，十年浩劫都结束了，现在还有人搞这种无中生有扣帽子的龌龊事，简直无耻！明明是生意竞争，却能演变成攀附诬陷，如果我们一个不小心，抓错人封错厂，那最终冤枉的不仅仅是一个乡村致富带头人，而是在破坏改革开放。我觉得啊，老伙计，你们市局有必要联系一下深圳市公安局，反映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要整治一下这些人，刹一刹这歪风邪气，替改革开放前沿阵地肃清一下营商环境了。”

听完老同事在电话里的答复后，他又笑着邀约，哪天找时间聚一聚。

挂完电话后，他第一时间出办公室。

他进了县革委会主任王主任的办公室。

……

……

几日后，县革委会的车队再一次出现在了柴家坞的村道上。

这一次，黑色小汽车的后面，还跟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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