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是赵国的法律机构,得名于曾经担任过“理官”的嬴姓祖先皋陶,他是赵国在维持礼制的同时,大力提倡“法治”的传统依据。担任大理的是郑国人邓析,又被称为“大理寺卿”,他每天过手的案子数以十计,其下属的各片区理官更是要负责数不清的诉讼小案,计然又不负责法律,岂能知道赵侯说的是哪一件案子?
却听赵无恤说道:“计相应当记得,因为天灾人祸,国内粮食吃紧的缘故,寡人在去年出台了一项法规,效仿夏禹和周公旦,除了官方宴飨外,严禁国内酿酒、卖酒……”
中国的酒传说源远流长,有说是黄帝时期的杜康所酿造,此说太过久远无从考证。到了夏代,相传大禹之时,有匠人仪狄造酒,作为贡品献上,夏禹品尝后感觉此物滋味十分美妙,便当成水一般一口接着一口地喝,不知不觉喝醉了。等他清醒后却勃然变色,让人将所有的酒都扔掉,并预言道:“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
果不其然,后世夏桀、商纣的亡国灭邦都与酒精有脱不开的关系。或许是太过迷醉昏聩,或许是长期浸泡在青铜酒器里的绿酒包含了大量重金属,让他们的身体垮掉,精神也陷入了癫狂。
总之酒这东西,少饮能让人愉快,但是心中的欲壑一开,便万难填充,古人开始意识到,对这种东西,必须加以遏止。
于是殷周革命之际,周公旦就在《尚书·酒诰》中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禁酒令。周公反感商纣王时期那种“庶群自酒,腥闻在上”的颓废社会风气,有鑑于其亡国的教训,规定民间无故不得“群饮”,违者则“尽执拘”,平时则只许在特定礼仪场合,在遵守饮酒之德的情况才可畅饮。
这条诰令虽然没多久就废弃了,但其精神不断得到重申。进入春秋之后,诸侯国也时常有禁酒之事,不过除了避免群饮乱德,酒醉误事外,更多还是由于实用性的目的:节约粮食。
先秦时期,中国果酒不太发达,酒一般而言都是用五谷酿造,需要消耗大批粮食,而频繁的战乱和自然灾害会使粮食大幅歉收,这就常常出现民间饭都吃不上了,贵族却还在大肆酿酒饮乐的情形。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无疑是赵无恤不想看到的,于是去年,他下令国内不许造酒贩酒,并让邓析出台法令:“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钱三百”!
赵国在还没建立前,已经俨然进入了一个“禁酒时代”。
对此,赵无恤一开始是自我感觉不错的,不单因为同时代的晏婴等人多次站出来提倡饮酒要节制,最好是禁止酒类酿造贩卖,更因为历史上的赵襄子,也是个出了名的酒鬼。
无恤记得自己曾看到过一篇小寓言,说是赵襄子在战胜知伯后志得意满,彻夜饮酒狂欢,五天五夜没有停止,还恬不知耻地对侍从炫耀说:“孤真是非同常人啊!喝了五天五夜的酒,却一点醉的感觉都没有!”最后还是近侍优莫说他:“主君再努力一吧,就能赶上饮酒七日七夜不止的商纣了。”这才把赵襄子吓醒。
如今赵无恤在民间禁酒,官方也减少对酒的需求,一方面能节约粮食用于战争,另一方面也能与历史上的“他”有所不同,是一种自我肯定。
然而在实行快一年后,赵无恤赫然发现,这条禁令根本就没什么卵用……
虽然街市上的酒肆是消失了,但只要微服到市场周围看看,便能发现,光是邺城周边的乡邑、里聚,就有数百个私人酿酒坊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虽然都是藏在家里的小坊,所酿之酒不多,但合在一起就是一股洪流。
想到这裏,赵无恤便无奈地对计然说道:“从禁酒令下达以来,市场上的酒就从来没断绝过,就在年前,邺城令派人去周围乡里中暗访,便顺藤摸瓜找到了几个大酒坊,都是周边豪长资助的,甚至还有官吏牵连其中,而私下饮酒者也层出不穷。”多的不说,不少在战争期间立下军功的将士就曾在禁酒期间于邺城家中大醉,外出嬉闹,被执金吾抓了。
“虽然大理寺已经审理此案,没收酿酒器具,对群饮者罚钱,并将知法犯法,勾结私酒坊的官吏一律废黜不再任用。但都城脚下如此,郡县上更不必说。”
计然认可地点了点头,如今这项禁令已经完全流于形势了,这一法令制定的出发点是因为认定“节约粮食”,但实施的结果却事与愿违。
禁酒之后,因为贩卖私酒的利润很高,地方豪长、富商争相酿酒,粮食非但没有节省,反而耗费得更多,甚至催生了郡县上的有组织犯罪。其中以东阳、河内等富庶地区更甚,寄托于边关几而不征,鲁衞那边也有私酒流入。
在吃了这次亏后,无恤也明白过来,在华夏这样一个追求现世福祉的社会中,无论出于道德、政治甚至是人命关天的理由,再严厉的禁酒令也不可能持久。后世的禁酒者如商鞅、汉文帝、曹操、刘备等,无一不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向现实让步。
因为民众饮酒的需求是根本压制不住的,春秋之际饮酒之风盛行,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逢年过节,只要家境不太困难,劳累了一年的人们都希望能喝点小酒,手舞足蹈一番,至于酿造这口酒的粮食会不会是百裡外饥民活命的口粮,饮用者并不在意。在乱世里,饮酒还尤其能安抚人心。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怯于祸患,只能借酒醉忘掉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酒自然就禁而不止了。
于是赵无恤对计然说道:“故而寡人觉得,既然酒难以禁止,其实可以换一种办法,既能遏制私酿的风气,还能让府库增加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