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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省电影公司。

代表刚从京城出差回来，进办公室就嚷嚷：“小李，把那个什么资料拿来！”

上下级就有这种默契，一个不清不楚，另一个居然也明白，属下颠颠递过一份文件。他翻了两页，盯住一行字：

“《初恋五十次》？哼！”

“姓许的在市场火了几年，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小李，马上联系各家影院，叫他们来开会！”

“您这是……”

“只要今年不放这个什么初恋，以后都好说，快去！”

属下不敢言语，但还没等出去，一人先跑进来：“老王，老王！”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

“你看看这个！”

砰！那人甩下一本《新影视》，封面大大的标题：1999特刊——我国电影院生存现状调查。

代表心里一抽，忙翻开来。

《新影视》每期都很厚，特刊占了三分之一，文字详实，图片丰富，一条条跟读者掰扯，先从调查报告写起：

“泉城，小广寒，1906年营业，堪称中国最早的影院，后改叫明星电影院。

我遇到了一位老观众，他兴致勃勃的对我讲起，1978年《追捕》在泉城上映。

‘那时我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才买了一张夜票，凌晨三点起床去看四点的电影，回家就被母亲揍了一顿。

那时候火啊，我现在还记得台词：你看，多么蓝的天啊！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一直往前走，不要往两边看……

他忽然格外认真，带些怀念的指着明星电影院，‘我已经很久没去看电影了。’”

“株洲，人民电影院。

66岁的林继荣刚退休不久，他是株洲第一代电影放映员。他儿子林艺翔在1987年进入人民电影院，成为第二代放映员。

‘最早那会没有座椅，都是长条凳，能容纳1000人左右。我记得放《上甘岭》《卖花姑娘》，一天排8场，场场爆满。

当时叫重点片，提前两三天才能买到票，有时还卖站票。到我儿子就不行了，头两年影院着了一场大火，重建后就改小了。

只能坐300-400人。

别的地方租出去呗，舞厅、录像厅、游戏厅，还有饭店。也没人看电影了，有时我过来坐，一天都没人买票。”

“成都，胜利影剧院。

旁边的茶园里，40岁的陈师傅回想着当年的繁华。

“纪录片5分钱一场，普通银幕的两毛钱，遮幅式的2毛5，宽银幕的3毛。那会放《庐山恋》，真是全城轰动。

现在票价都涨了，市里有些影院涨到10块钱，胜利还是两块五。可两块五都没人看，一天不如一天，听说过了年就彻底不放了，改成羽毛球场。

那些座位能留着，退休职工开会用一下……”

一座城，一座影院，一个见证者，一篇短文，一幅照片。可看在某些人眼里，却似一柄柄刺刀刺进心脏，全身发凉。

影院经营环境不好，谁都知道，但没有一个人去仔仔细细的调查，然后拿出报告来。

有报告，没报告，意义完全不同。

而此刻，就有这么一大篇东西，赤果果的呈现在全国电影系统职工面前，且不断向外扩散。

“……”

代表一时说不出话来，“这，这，这不对啊！”

“你再上网看看吧。”

代表还不会上网，来人帮他登上搜狐，很多内容都是转载《新影视》，但言辞激烈程度远胜纸媒，尤其那个专题：

“中国电影将死！”

“谈判成功，入世在即，这场漫长的马拉松要抵达终点了。而就在我们将迎来前所未有之开放时，中国的电影人却没有雀跃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