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
伴随着一声低沉的喊叫，一个男人满身大汗地踢开湿透的被褥，从床上猛然惊醒。
他无力地喘息着，揉着昏昏沉沉的脑袋，之前亲身经历的恐怖记忆，又一幕幕地在脑海中回放。
——兑换了吸血鬼血统、号称身经百战的队长死了，被庞大如山的外星怪兽一脚踩成了小饼饼；分别自称职业射手、退役特种兵和爆破专家的三个资深队员，也全都葬身在了那只外星怪兽的嘴裏，沦为一团团无法辨认的肉糜和骨头渣子，被咽下消化道……整个队伍全军覆没，只有他侥幸活了下来。
因为在死亡即将降临之际，身负重伤的他面临绝境，终于使用了之前花高价兑换来保命的重生道具——【转生徽章】，从而得以强行脱离剧情世界，以“新人”的身份，重新转入另一个队伍的剧情冒险之中。
当然，使用【转生徽章】的代价也很沉重——既然已经再次变成新人了，那么之前在无限空间获得的一切装备、功法、血统、体质强化等等，都会就此抹消，让他再次回到初入无限空间的寻常小白领状态。
唉，真是损失惨重到了极点呐！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好歹是脱离了一次必死的险境，重新活下来了——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
诶？等等？既然我现在是新人了，那么这究竟是什么世界？资深者又在哪儿？还有其他的新人呢？
直到这个时候，这个男人才终于意识到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赶紧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
环顾四周，借助从纸糊窗扉里透进来的熹微晨光，他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古色古香的房间里，身下是一张雕花大床，床边是红木柜子和一盏油灯，还有摆着各色瓷器、琉璃器和小件铜器的博古架，明显都是古代中国式样，地板铺着光滑的青石，室内雕梁画栋，装修得甚是精美，宛如中国传统民居里的豪宅。
可这究竟是在哪儿呢？还有其他的队员又去了哪里？
带着上述疑问，这个再次重生为新人的无限空间轮回者，有些困惑地抬起右手，看着手上的主神腕表，然后更加困惑地看到了一片空白：液晶屏幕上没有任何任务提示，甚至连计时功能都消失了！
喂喂，不带这样的，谁来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带着满腹的困惑和惶恐，这个一头雾水的男人只好翻身起床，藉着微弱的晨光到处翻找，终于在屋角的一个藤箱里，翻出了一枚官印、一份“文书告身”和一套明朝七品官服，外加一本日记和一册账簿。
凭着过去在几个武侠世界闯荡的经验，他捧着这些东西琢磨许久，才终于弄明白了“主神”给自己在这个世界的身份：大明新任香山知县。名字则是被换上了他的本名：刘朝佐。
如今的时间是崇祯四年十二月末，至于他目前所处的地方乃是澳门。
然后，通过行李中翻出来的这本日记，刘朝佐好不容易才搞明白，本时空的自己为啥在快过年的时候，还要跑到澳门来——此时的澳门也在香山县治下，囊中羞涩的刘朝佐县太爷是来向葡萄牙人收租金的！
——按照日记上的描述，刘朝佐乃是举人出身。虽然不是更上一级的进士，但大明的举人就已经可以称为老爷，具备了授官的资格。比如嘉靖年间的名臣海瑞海笔架，就是以举人的身份，放了淳安县的教谕。
不过一般来说，举人授官的路，比考科举要得窄多，而且得官不容易，位置也不会太好。这时候就得要考验一个人基本素质——是做一个有官无职的虚衔官，还是做一个手握印把子的实权官，又或者在京师里侯缺坐冷板凳，一直坐到地老天荒，就要看你会不会做人，或者说有没有本钱做人了。
大明的举人属于缙绅之列，享有免税免役等诸多特权。纵然原本是个寄居破庙的穷书生，一旦中举就有大批乡民带着土地来“投献”，按说是不会有什么穷举人的。刘朝佐当然也不是穷人，可是京中跑官的行情实在厉害，为了活动一个县令下来，刘朝佐的花销实在不小，连老家的田地都卖了个精光。亏得他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姐妹，家中无人需要赡养，否则族中长老都要举着拐杖来打他的脊梁骨，骂他败家了。
在北京城中蹉跎多日，好不容易官职下来了，却是在大明帝国另一端的广东香山县知县！这个官职让刘朝佐大失所望：明朝的广东香山，可不是后世寸土寸金的经济特区，而是一等一的穷地。明《永乐大典》载：“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这地方从宋朝开始就是下等县，属于有着悠久传统的穷困边区。换句话说，是个没什么油水可捞的地方，买了这裏的知县，天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本？！
但不管怎么样，既然到手了一个知县的职位，就没有不上任的道理。于是，刘朝佐只好打点包裹，踏上了艰苦卓绝的漫漫赴任之路——原本从京师到香山，沿途都有驿站，刘大人可以省下路费不花钱。偏偏如今却是崇祯皇爷当朝，刚刚下诏裁撤了天下驿站。这不仅导致陕北出了个大名鼎鼎的下岗驿卒闯王李自成，也给刘朝佐的上任之路平添了无数艰难：一路上的吃喝拉撒、车船住宿，统统都要自己掏腰包！而刘朝佐原本就把身边几乎所有的银两用在了买官上，结果还没走到山东，就已是身无分文、囊空如洗了。
幸好，从北京到广东，沿途有这么多地方衙门，他身为举人，是可以与各地的掌印官去叙一叙交情，谈一谈文字，最后再搞点钱花的。这一路千里迢迢的秋风打下去，至少还不会在半路上饿死。
虽然这种行为与乞丐十分相近，差别不过是街边乞儿穿破衣，举人老爷穿直裰而已。可是走投无路之下，刘朝佐又能有什么办法？只好一路上锲而不舍，不顾各地官员的冷嘲热讽，走一路，要一路，以文明乞讨的方式，踏上了漫漫求官路——若是遇到慷慨的官员，大概能讨到一二两银子，若是遇到吝啬的，就得做好吃闭门羹的心理准备……更倒霉的是，此时已是明末乱世，从陕北到山东再到两淮，整个长江以北就没什么平安的地方，刘朝佐在赴任路上，遇到的山贼土匪流寇真是一拨接着一拨，几个心腹小厮都或中途失散，或卷款逃亡，最后只剩下他孤身一人，凭着极端顽强的意志，总算是走到了这条长征路的尽头。
等到他好不容易赶到香山县的时候，已是十二月下旬，县衙里都封印休年假了。更要命的是，刘朝佐此时已经身无分文，除了一身官服之外，连衣服行李都典当得差不多了。亏得衙门小吏闻讯赶来之后，看着县令大人这般落魄模样，立刻凑钱请他吃了顿接风酒，否则这位刘老爷还真有饿晕在衙门的危险！
只是一顿饱饭管不了多久，刘老爷接下来的日子还不知该怎么过。
虽然香山县衙的府库里还有点儿钱粮，但如今已是年底封衙之时，按规矩一般要过了年才能动用。而刘朝佐如今连饭钱都没着落，实在熬不过这个新年，偏生他又初来乍到，胆子也小，不敢随意坏了规矩。想要找几个大户打秋风吧！也没个合适的名头。幸好他一路行乞上任，早已掉光了节操，根本顾不得什么体面和威风了，索性就在宴席上羞羞答答地表示，本老爷如今钱财不凑手，诸位能否暂借几个银子？
诸位衙门小吏一听，哪里不知道这银子掏出来之后，多半要有去无回？当即一个个叫苦连天，一根毛都不肯拔……当然，让他们自己拿钱出来孝敬县太爷是不行的，但县尊大人的难处，肯定也是要解决的。所以在片刻之后，就有一个老年书吏摸着胡须说道，今年的皇粮国税早已征收完毕，造册入库，实在挤不出什么油水。哪怕是想要找本地大户打秋风，最好也不要挑过年的时候给人家添晦气，否则日后不好相处。
幸好，如今澳门的夷人还没缴纳今年的五百两银子地租，本县衙役之前去催讨的时候，对方说是不见县令大印不放心，唯恐衙门里不讲信用，给他们来个二次征收。所以在前任县令暴病身亡之后，一直拖着没缴纳上来。如今既然新任的县尊大人已经驾到，那些夷人自然就没理由再拖欠下去——虽然这笔钱要入公帐，但如果县尊大人为了安家有急用的话，大家都是混一个衙门的，不会不体谅县尊大人的难处……
除此之外，澳门那些夷人海商在拜会新任县尊的时候，肯定也会有一份孝敬奉上。虽然数量可能不太多，但这些钱加在一起的话，怎么样也该够“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刘朝佐过个肥年了。
于是，急着找米下锅的刘朝佐县令，就带了一干衙役和临时招募的几个仆人，火速赶往澳门收租去也！
——虽然日后的历史教科书上，把澳门和香港归为同类的外国租借地，但事实上，在明朝年间就被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跟后来满清割让出去的香港等一系列租界，根本就完全不是一回事。
正德八年（1509年），在达。伽马船队初次抵达印度的十年之后，葡萄牙船队就第一次抵达中国沿海，在珠江口夺占屯门岛，企图垄断中国对西方的丝绸和瓷器贸易。他们先是冒充马六甲使臣，请求跟明朝官府进行贸易，同时却又约束不住手下水兵，一直不断地劫掠广东沿海，最终引发了民间公愤——在骗局被识破后，葡萄牙人跟明军爆发了屯门海战，葡萄牙舰队几乎全军覆没，第一次入侵中国的行动就此失败。
之后，卷土重来的葡萄牙人又在双屿勾结倭寇，通过向倭寇提供火绳枪和火炮，继续展开对明朝的全面攻略，企图在中国夺取一片殖民地。但明军很快发动反攻，摧毁了双屿这个据点，再次逐走了葡萄牙人。
接下来，葡萄牙人联合倭寇和海商，继续多次袭击闽粤沿海，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但明朝军民也奋起反抗，使得葡萄牙远征军损失惨重——他们毕竟是以一个二百万人小国的单薄力量，隔着半个地球远征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帝国，以当时的航海技术，光是把葡萄牙人从母国运到大明沿海，就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人要在半路喂鲨鱼，若是再要进行跟明朝的长期消耗战，就更是等于在把人命往海里丢了。
于是，葡萄牙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联合倭寇、雇傭南洋土着跟大明先后打了几次，都被大明打得满地找牙，垄断东方丝绸和瓷器贸易的计划更是彻底成了空想。那些倭寇好歹还是黄种人，其中不少根本就是中国海商，所以在打了败仗之后只有换身衣服再换个发型，大概就能躲过去。可葡萄牙人的体貌特征跟中国人相差太大，想要躲都没法躲过去——当时明朝的官方政策是“凡遇佛郎机人皆杀之”！
眼看着坑蒙拐骗骗不过，武装入侵打不过，在中国接连碰壁的葡萄牙人，终于脑子开了窍，彻底放弃了武力征服中国的狂想——1553年，一支葡萄牙船队停泊在广东香山县沿海，谎称自己是东南亚国家入京的“贡使”，请求借用一块地皮曝晒船上的货物。同时拿出大笔白银贿赂了广东海道副使汪柏等人，最终靠着中国贪官的欺上瞒下，葡萄牙人才得以窃据澳门——当时还是一座荒凉的小渔村。
虽然从此澳门有了葡萄牙人，但澳门在明朝并不算是割地，严格的讲，只能算是一个允许外国人居住的经济特区。明朝在澳门一直设立着税卡和官署，每年凡是往来货物交易，皆要向市舶司缴纳赋税，否则就将罚款扣船，为了获得在澳门居住的权力，葡萄牙人每年还要支付大笔租金——大体上类似于后世海外中国人聚居的唐人街和中国城，或者更古老的唐宋时代，广州和泉州那些聚居着阿拉伯商人的“藩坊”。
当然，在盘踞澳门之后，葡萄牙人也不是一直就那么老实。事实上，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在澳门修筑堡垒和炮台，拖欠租金，尝试挑衅大明朝廷的底线。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葡萄牙人在澳门新落成的天主教堂上，居然挂起了“圣母踏龙头”的塑像。意在把中国踩在脚下。结果彻底激怒了广州官府，当时明朝的两广总兵、抗倭名将俞大猷更是摩拳擦掌，企图再立新功，一举将当地葡萄牙人剿灭。
澳门的葡萄牙人闻讯之后，顿时吓坏了——在屡屡碰壁之后，他们已经深知大明朝不好惹，于是赶紧连忙求见明朝广东海道副使莫吉亨，又是诚心悔罪，又拿出大笔金银孝敬地方官员，不但了补缴往年拖欠的租金，还主动提高了之后每年缴纳的租金。至于那座惹出乱子的“圣母踏龙头”的塑像，也被葡萄牙人主动捣毁。此事平息之后，明朝官府警告葡萄牙人，如果他们在澳门再有违法行为，将以“连坐法”论处。
从此以后，葡萄牙人对明朝历任的两广总督都格外乖巧，每年都不忘送上大笔孝敬的金银。至于缴纳给香山县的地租、火耗和各类加派，也不敢拖欠。而另一方面，本着无为而治的宗旨，只要没有闹出人命官司，老老实实地足额缴纳租金赋税和例行“孝敬”，接下来的历任广东地方官也都对葡萄牙人不怎么在意。
虽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了葡萄牙人的定居，但在主权问题上，明朝官府却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尽管葡萄牙人早就在澳门设立总署，派驻官吏，各路海盗也在澳门有代理人活动。但从法理上说，澳门这地方一直还是处于大明的法律管辖之下的，若是官府一纸缉拿文书过来，葡萄牙总督必须要遵命捕拿移送，若是香山县令是个强项令，搞不好还会亲自带人进城抓捕。就算是总督也没法庇护。
相比之下，晚清时代被强行租借出去的香港、胶州湾、旅顺，还有各大城市内的外国租界，说是租用，其实是强占，各国洋人们可都没有向任何一个中国政府缴纳过半毛钱的地租。
直到鸦片战争后，澳门的葡萄牙人才逐渐胆大起来，先是赖掉租金不交，然后又驱逐清朝在澳门设立的官署和驻扎的军队，最终强迫清政府于1887年签订《中葡会议早约》和《中葡友好通商协定》，正式确定了澳门是葡萄牙领土——所以，历史上中国丢失澳门的罪责，也应由满清政府来承担。
言归正传，在明朝的时候，澳门的葡萄牙人还没有近代那种帝国主义列强的嚣张气焰，倒是谨小慎微得好似小媳妇——以他们在澳门的军事实力，确实是足以扫荡防务空虚的周边数县，甚至挥师深入珠江，炮击广州……但这除了导致商路断绝之外，又能有什么意义？他们是来做生意求财的，不是来烧钱打仗当征服者的。如今的葡萄牙人早已明白，以他们在东方的可怜兵力，想要征服中国根本就是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