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个人观感的角度来说，我虽然自认为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宗教狂热者，但更不是什么大爱无疆的救世主。

所谓的全世界劳动人民大团结，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自称劳动人民，自称无产阶级的。只有愿意主动接受科学思想，成为工业化国家机器的一分子，那么才有资格被视为劳动人民：不是说一定要你去当工人、农民或者工程师，但你至少要认同这个现代化社会，并且在这个社会体制里用双手来养活自己。而那些无法适应和接受现代化工业社会，依靠领救济和吃福利来维持生计的家伙，只能说是对现代社会没有用处的废人，与那些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流氓无产者并无差别，必须经过严厉的强制教育和劳动改造，才有资格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不劳动者不得食，穷人并不等同于劳动人民，再怎么可怜和落魄的乞丐小偷，同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打击对象！至于那些依靠暴力犯罪和煽动反科学迷信来谋生的家伙，更是挖掘现代工业化国家根基的害虫，有什么资格活着浪费地球的资源？

这条标准不仅适用于外国人，对中国人也是如此。当年的中国人如果一直军阀混战、政治黑暗，如果一直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坚持迷信思想、拒绝接受现代工业，如果始终把科学技术看作奇技淫巧，不愿意向西方低头学习、改革自身，那么就活该在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和外敌侵略的夹击下亡国灭种！

虽然不符合政治正确的道德逻辑，但是铁一样的残酷现实，从来不是小清新和伪圣母的几句岁月静好、小民尊严，就可以否定掉的。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时代的洪流永远不会怜悯任何一位落后者。正如当年的大清和民国，不管再怎么乞怜、哀求、谈判、申冤，那些打着道德、文明、平等、人权幌子的帝国主义列强，也不会受到感召、松开屠刀一样，在人口|爆炸危机中挣扎的非洲、中东和南亚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必须自己想办法自救，而不是坐着哭诉天道的不公，然后把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到别人身上对于这样的无赖家伙，我只能说，你既不肯自救，又不肯去死，真的很让人为难啊！”

说到这裏，郭政委忍不住叹了口气，沉吟片刻，才再次开了口，“……二战之后，工业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和集中，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令某类人产生了一种幻觉，即人能活着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人活着就应该是幸福的，不会因资源短缺、天真无知、性别、饥饿、疾病而夭折腐烂。

尤其是冷战之后的这些年来，某些知识分子的幻觉还要更进一步，以为所谓的温饱、安全、财富、休假，包括环境都是天赋的，如果没有享受到的话，一定是政府的错，只要上街闹一闹，就什么都有了。

而且，他们明明没有创造多少财富，却凭借道德上的话语权，打着各种看似充满真善美的光明旗号，强迫别人捐献各种东西，也不管对方的家底是否承受得住。说真的跟邪教敛财也没多少差别。

可是，事实上，这些所谓的仁慈和善良，往往却是各种引发灾难的罪魁祸首。比如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前，非洲和中东的人口一直没有爆炸，并不是因为那时候的黑人和阿拉伯人不能生，而是疫病流行、婴儿夭折率太高，最高甚至能够达到三成至六成，于是把高出生率又给拉了回来。但是，二战之后，随着医疗条件的进步，还有各个国际组织的慈善医疗援助，这些地方的婴儿夭折率一下子降到了千分之几，而出生率却没有相应降低，于是人口就开始好像坐了火箭似的暴涨。建国前期的中国，也经了这一进程。

但是，后来我们通过计划生育等很多痛苦的手段，硬是把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给压了下来。而非洲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却没有这么做，结果就是他们的人口继续暴涨，已经到了连战争和艾滋病都压不下来的程度。比如博茨瓦纳的艾滋病患病率高达百分之四十，死亡率堪称丧心病狂，但这并不妨碍它的人口每隔十年就翻一倍。中东各国明明打得战火连天，但人口却还是继续在顽强地高速增长，更是让人目瞪口呆。

可问题是，医疗、教育、工业这三者的水平，是一定要做到协调提升，才能不出乱子的。只提高医疗水平，会产生大量产生不了红利的低素质无用人口。提高医疗和教育水平，但工业滞后，则既无法运用现代农业来养活膨胀的人口，也创造不了那么多工作岗位来吸收受过教育的人员，最后反而引发街头动乱。

目前，在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是这两种情况皆有，而且前者的情况更广泛、更多。

说实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本来在落后的农业社会和原始社会，高死亡率与高生育率是互相抵消的，可是通过国际势力的粮食和医疗援助，打破了人口增长的平衡，反而是悖逆了自然规律。若是让他们彻底地停留在前工业时代，在这些或贫瘠或蛮荒的土地上，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人活下来，并且进一步繁衍出指数增长的人口。若完全贯彻工业化的逻辑，能活下来的人口都是有效劳动力，能以工业化的效率完成远超过自身消耗所需的物质生产——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两者皆不是，急剧膨胀的低素质人口根本不能在工业化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么大规模的人口灾难，正是不负责任的‘人道主义援助’惹来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