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干活，还要养着几百号人，关键越州药厂还有一个看不到头的前途，这让两位主官已经很头痛了。

而且越州地区，包括整个之江省都碰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随着大量乡镇企业的快速崛起，从吃住行全部超越了国营厂，牢牢占据了主动地位。

而原来的国营厂怎么样呢？生产效率低下，生产设备老化、产品陈旧没创新，关键还有计划指令性生产，没有一点主观能动性。

上级让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至于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卖得出去？管工人毛事？这是厂领导的事情。

而厂领导又想，卖不出去管我毛事？我的任务是怎么生产出来，至于怎么卖是上级主管部门的事情。

上级主管部门也是一头雾水，我们只是根据每年的生产情况制定计划，怎么卖难道不是你们厂子里供销科的事情吗？

就这样，三方扯皮，最后导致企业越来越困难，乃至彻底走进了死胡同。

不过之江省有一个优点，在改革开放之前国营厂不多，特大型国营厂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大多数人都选择自己创业开厂，没资本的就当个二道贩子鸡毛换糖。

到了九十年代的下岗潮开始，反而是重工业城市，尤其是东北那边的工人简直就是活不下去了。

相反，之江这边还是风平浪静，也有工人下岗，可是下岗了有那么多乡镇企业在，实在不行还可以去菜市场卖菜，总有一条活路，所以之江省的影响最小。

可现在还是1984年，工人们还没有被逼入绝境，破产潮还没有到来，下岗潮还要再过几年，所以国营厂的工人们还是挺拽的。

越州有困难的可不仅仅是药厂，比如在当地规模最大的几家国营厂如越州第一、第二纺织厂、越州机械厂等同样是困难重重。

每一家困难厂都要地区补贴，地区哪来的钱？别忘了越州地区这个时候还是以农业为主的，就农民那里收到农业税，能补贴多少？

这也是李兵权和韩丁泽非常头痛的地方，钱从哪里来？

如果让2020年的干部来回答，很简单，印钞票嘛，核动力印钞机开起来，不断印钞。再不停向银行贷款，反正到时谁爱还不还。

但1984年的干部还是比较有节操的，没钱就没钱，不会去想什么歪门邪道。

李兵权听完鲍勇的话问道：“那你说说，怎么个合作法？”

鲍勇咬牙说道：“两种方法，一种是将越州药厂折价卖给南瓜藤公司，但前提条件是接收所有职工。这样地区可以得到一笔钱，职工也有了条活路。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将越州药厂折价，然后跟南瓜藤公司成立一家全资厂，如果他们不坚持，我们就要控股权；如果他们态度强硬，我们就拿股份跟着分红就行。”

韩丁泽听了心跳加速了，这两个方案，无论是哪一种对地区，对他这个专员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卖了地区可以得到一笔钱，合资地区也能拿到一定股份，关键是越州药厂的职工有了新订单就能开足额工资，也就没人来闹事了。

可问题就出在之江省目前还没有先例，将国营厂卖掉或者合资的先例呀，越州难道要第一个吃螃蟹？万一翻车了呢？那他的政治前途就完了。

是的，韩专员想的并不是怎么样搞好经济，而是想着他自己的利益和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