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日渐浮躁，真是令人担忧。”

正值休沐，杨士奇受了朱高炽的委托，带皇孙朱瞻基出来逛逛，见识见识民间的情况，看着眼前的一幕幕，杨士奇不由地喟叹道。

“杨先生是怕风俗不存吗？”朱瞻基也好奇地透过马车帘子，看着外面的世界。

“风俗不存倒还在次要，只是此风着实不可久，一旦日子长了，恐怕百姓就不好管了。”

杨士奇一语道破真相。

在统治阶层眼里，你是刁民还是良民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好不好管理。

封建时代，朝廷的管理能力是相对低下的，这就要求百姓的水平也必须相对低下，但凡人心活泛，都有自己的心思，追求自己的利益，朝廷的管理难度，就会超级加倍。

“在大本堂没读过《商君书》吗？”

汉代以后的儒家嘛，懂的都懂，与其说是更像先秦的儒家，不如说更像先秦的法家。

属于是披着儒家的皮，揭开一看，里面全是法家的内核。

而历代王朝，教导皇子皇孙，《商君书》是必读教材。

因为《商君书》主张强国弱民，商鞅认为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必须控制本国的百姓，使之成为弱民。除此以外，商鞅还认为国家的强势和百姓的强势是对立的，只有使百姓顺从法律、朴实忠厚，百姓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君主，这样国家才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

嗯.跟西方在130年后才会问世的《君主论》基本如出一辙。

“大本堂不教《商君书》，但是父亲大人教我读过。”朱瞻基答道。

“读过《错法》篇和《去强》篇吗？”

杨士奇轻声道：“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常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尽力以竟以功，则兵必强矣。”

“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

这里的意思很好理解，就连朱瞻基这种小孩子都听懂了，说的无非就是赏罚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反之亦然。

朱瞻基很聪明，他想了想问道：“所以杨先生觉得，百姓如果自己能获得利益，来自君上的赏罚，就失去了一半的效果？”

“不错。”

杨士奇点点头，说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不赞同太过开放和扶持商业的原因，若是朝野上下形成风气，那百姓心中的那颗逐利之心就会无可遏制，不仅是朝廷不好管理百姓，而且朝廷控制百姓的手段，也会失效。”

“须知道，小人畏威而不畏德，可即便是朝廷法度刑罚，也不是万能的若是万能的，暴秦、暴隋怎么就亡了呢？”

朱瞻基天生聪慧不是没有辨识力的儿童，他对是非对错，有着自己的判断，所以略一思考后，说出了直击杨士奇灵魂的话语。

“——可是这样朝廷能有钱。”

杨士奇深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童言无忌。

其实包括杨士奇在内的内阁众人，都很清楚，为什么皇帝看中国师，而不是他们这些饱学之士，因为国师的施政方针，完美符合皇帝的利益取向。

漂亮话说的再多，道理在实在，剖析的后果再精确，在皇帝那里都没用。

朝廷缺钱，国师能在不造成百姓负担的情况下搞钱，他们不能，就这么简单。

坐在龙椅上的朱棣，不在乎杨士奇们所担心的人心啊、统治难度啊这些问题，因为朱棣是彻头彻尾的武夫思维，他手里刀把子够硬，全天下都得听他的以实用为主，说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没用。

而朱高炽则相反，他没有父皇的条件，同时也是典型的儒家思维，要的是最低成本地有效治理，而且是长期治理。

正是这种差异，才导致了他们对待姜星火的政策时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如果理解了这种基于受教育程度和人生经历而产生的思维方式不同，那么对于仁宣时期，主动放弃大规模国土的“仁宣缩边”，也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后来堡宗的事情，堡宗当然可恨，但要是没有朱瞻基放弃开平卫，导致北京在事实上直接成为北部国防线的一环，那么其实这场仗是不用在土木堡这种距离首都根本没多远的地方打的，对此朱棣就说的很透彻“惟守开平、兴和、宁夏、甘肃、大宁、辽东，则边境可永无事矣”，而放弃开平卫等一系列前哨防线，缩地三百里，尽失龙冈滦河之险，使得苦果早已埋下，甚至不夸张的说，女真能跨过长城入寇京师，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见杨先生直接被自己干沉默了，朱瞻基缩了缩脖子，半晌才说道：“姜先生很厉害。”

“是很厉害。”

杨士奇到没有垂头丧气，但是多少有些无奈。

姜星火的出现，对于三杨等人来说，就是彻头彻尾的人生观冲击。

旧时代的一切学术理论、治国策略，似乎都开始失效了，而肉眼可见的是，姜星火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把变法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了起来，并且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

在儒家的治理理念确实解决不了帝国那些被掩藏起来的尖锐问题，在各种制度经过三十多年演变逐渐变得僵化且死板的时候，姜星火的变法，就像是给一潭死水里注入了新的源泉。

可对于原本在池水里浑浑噩噩的鱼儿来说，却并非是什么好事。

“下去看看吧。”

马车停了下来，他们身边有不少保护安全的人，所以倒也不用担心。

这是一处路边的商铺，有不少人在排队。

“手里拿着这么多宝钞，不怕被偷吗？”朱瞻基小声问道。

“当然不会。”

杨士奇摇了摇头，由于宝钞泛滥，现在南京城里各个地方的百姓，基本上随身都会带着几张或几十张甚至上百张的宝钞，这玩意可以说是极其方便随身携带，而且攥着反而不容易被偷。

与之相比，铜钱由于加起来沉重，必须用钱袋装着挂在腰上，这才更容易被人一把捞走。

“穷则思变啊。”

排队观察了半晌，杨士奇叹道。

明朝的市井，始终没有宋朝那样繁盛，这跟官府的不提倡商业发展是有极大关系的，而在此情况下，在这种贫困落魄的环境下，很多商业嗅觉敏锐的人其实缺的只是一个机会，而一旦发觉有改善机会，往往会抓住不松手，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也会努力去争取和把握。

因此当宝钞泛滥的同时，各种商业活动也越发兴盛起来。

比如宝钞兑换。

杨士奇又带着朱瞻基走了几家店铺，最后拐进了一个小巷子，进了另一家店铺。

店铺上面挂着“刘氏钱庄”的牌匾，旁边的小旗上，则绣着“刘氏钱业公司”。

这里，掌柜正坐在店内的里间悠闲地喝茶休息，一阵敲门声忽然响起。

“掌柜，有客人。”伙计走进屋子，向掌柜恭敬地禀报道。

掌柜摆摆手示意他退下，继续低头喝茶，过了一会儿才走了出去。

见到是一个中年人带着一个小孩，看起来是父子的模样，掌柜微微诧异大人看起来倒是气度不凡，而小孩一看就是养尊处优惯了。

再往门外看去，有些身材雄壮的汉子，正在用警惕的目光，时刻注视着这里。

“掌柜，我们来做交易。”

听到对方开口后，刘掌柜微笑道：“哦？不知贵客打算做什么交易？”

“卖些宝钞。”

“自是可以的，我们店里铜钱充裕，贵客想换多少应该都没问题。”

杨士奇微微一怔，又问道：“不知是多少比例收？”

刘掌柜哈哈大笑：“贵客这话说得，当然是一比一啊，不过要看宝钞的新旧，若是有折损，还得每贯多收一文的折损费。”

“怎么能是一比一呢？”即便是朱瞻基这样的孩子，也察觉出了不对劲。

你拿着价值一贯（一千文）的宝钞，去街上跟人换一千文铜钱，傻子才跟你换。

宝钞现在实际币值虽然有所抬升，但一贯面值的宝钞，最多也就能换到一百多文铜钱，谁跟你换，直接原地亏八成。

“大明银行有规定，就是这个比例，贵客您看，这写着呢。”

杨士奇接过刘掌柜递过来的文书一看，果然如此。

事实上，不仅是禁绝金银交易，为了稳定币值，大明银行也不允许所有受监管的钱庄，进行超比例的宝钞-铜钱兑换，这种举动不是自欺欺人。

百姓日常用，私下里在黑市换，这都没问题，但是一旦能够公开兑换，那么必然会遭到挤兑，铜钱的存量马上就会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不怎么使用的宝钞，使用频率就更低了，相当于自己把宝钞的流动性给弄得更差了。

而刘掌柜见了外面的劲装汉子，更是害怕他们是大明银行派来调查的，无论杨士奇如何说，都咬死了这就是官方的规矩，自己绝对不敢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杨士奇无奈，显然直勾是钓不上来鱼的，于是干脆带着朱瞻基走出了这家钱庄。

但好巧不巧地是，刚走出门，就见到了拉着于谦在实际调查的姜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