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这一时期，他为古代中国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崇祯十一年夏，陈子龙以“君子之学，贵于识时；时之所急，务之恐后”的紧迫感，与徐孚远、宋徵璧一起，辑成《皇明经世文编》。

凡五百零四卷，又补遗四卷，此书选文以明治乱、存异同、详军事、重经济为原则。

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治、军事、赋役、财经、农田、水利、学校文化、典章制度等等，并根据当时接触到的许多现实问题，表达了编者的政治主张。

陈子龙等人编辑此书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上以备一代之典则，下以资后学之师法”。

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扭转“俗儒是古而非今，撷华而舍实”，不务实际的坏风气。

它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了明朝两百几十年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致用之书。

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对稍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的作用”。

继后，陈子龙整理了徐光启的农学巨着《农政全书》。

编辑《皇明经世文编》和整理《农政全书》，是陈子龙一生中在经世实用方面两项最主要的贡献。

此后，陈子龙曾一度欲绝仕宦，在家广其宅，示无志四方。

然而，面对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燎原之势和清军的步步进逼，为挽救明朝国运，最终还是放弃个人打算。

于崇祯十三年六月，出任浙江绍兴府司理，不久开始兼代理诸暨知县。

在官之日，由于他的辖区连年水患成灾，饥民蜂起，为了维护当地社会稳定，他刚柔并用，剿抚兼施。

一边力行保甲，设互首之法，申连坐之令，平定饥民暴动，一边亲司赈事，救济饥民，立粥厂，设药局，养老幼，医病疾，收死骨，救活十几万人。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

紧接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溃败，陈子龙正准备北上时，听到崇祯死讯。

不久后，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监国，不久后称帝，陈子龙在黄道周的推荐下，以崇祯时授的兵科给事中职务在弘光朝廷任职。

兵科给事中虽然只是七品，但是可以直议国防要务，陈子龙在朝50多天，上书30多次，提出大量有价值的建议。

但是弘光帝沉溺酒色，无心复国，只求偏安，陈子龙对朝政失望之极，同时由于直言触犯了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因此借故辞职回乡。

后来陈子龙举兵反抗建奴被捕，在押往南京途中，经松江境内跨塘桥时，他乘守者不备，突然投水，捞起时已经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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