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种种原因，毗邻徐州的淮安府和凤阳府的面积都十分巨大，而且这两府大多是平原地形，他们的平原面积差不多等于福建和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平地面积，但淮安府和凤阳府两地又没有和土地面积相称的人口，所以有大量的荒地存在。

赵进的一次次胜利并不是敌人杀光，实际上，当击溃邪教组织的武装之后，流民团体就没什么战斗力可言了，甚至没有邪教组织的裹挟，仅仅靠着粮食和安置就可以“击败”大股流民。

胜利给赵进带来了大量的俘虏，这些人口恰好补上了徐州的人力短板。

赵进的一次次胜利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威望，尽管他没有任何官方的名义，可实际上赵进很早就成为了徐州以及周围地域的真正庇护者。

以他的实力，拿到官方名义很简单，但赵进却坚辞拒绝，这也是他有计划的一个证明，从此处来看，赵进早早就有了取代明帝国的心思，他不愿意接受名义，就是不愿意被这些名义掣肘。

回到正题，赵进巨大的威望和实力让临近地域的官方和私人对其敬畏非常，对他含蓄低调的侵入往往报以容忍的态度，也有人开始反抗，不过这批人遭到了迅速和坚决的打击。

赵进对这些“无主”荒地的占有并不是掠夺式的，而是利益分享，愿意释放出部分的红利，相较于本地地主和商人低效率的经营，赵进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往往比出让的还要大，这让赵进支持者的群体迅速扩充。

还有一点，即便赵进有了压倒性的实力，他也从不明目张胆的行事，一切对土地和财富的占有都有官方的承认，一切的杀戮和打击都尽可能的保密，尽管这些占有和杀戮尽人皆知，但在官方的口径上，这都是合法的，无人可以提出指控，只要面子上过得去，也没有人敢提出什么指控。

赵进身上几乎没有年轻人的张扬和虚荣，许多英雄豪杰都是在这上面遭遇了挫折，但赵进却没有，他在应该张扬躁动的时候依旧保持着老年人才会有的沉稳。

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这素质来自于王兆靖父亲王友山，或者还有部分董冰峰父亲董继科的功劳，这二位一位是徐州难得的高级文官，另一位则是中级武将，他们有丰富的官场经验和社会经验，会给赵进提出类似的建议，但这些说法并不那么让人信服，因为在那个时候，身为明帝国臣子还是既得利益者的王友山和董继科，没有任何理由会对明帝国怀有异心。

要知道当时赵进的那些举动已经超出了赚取财富的范畴，更是实际上的割据。

明帝国政府的昏聩和无能在赵进的侵夺上反应无疑，地方官僚的反应是既然没有侵犯到实际的利益，既然城市还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既然地方上的有力人士没有任何反应，那么就没有任何事发生，何必多此一举，况且大家都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好处，流民的危机被解除，灰色收入大幅增加，为何要去阻止。

在这样的情况下，赵进在明帝国的核心地带成功的实现了割据，他用的法子看起来和明帝国的衞所制度并无区别，但却将这些人口利用的极为高效，更关键的是，赵进建立了庞大的工商业，酿酒业、铁业、纺织业、造船业、盐业以及等等等等，这些规模巨大的工场一方面为他创造了巨量的财富，另一方面在工场中做工的劳力会被训练，会适应纪律，他们之间优秀的会成为赵进体系的骨干，其他人会是合格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大汉帝国是个实用主义的帝国，他对典籍是持轻视态度，对传统中鄙视的吏学和工商之学则很推崇，大汉帝国初代的文武官员，大多出身于赵进的工场，大多在法理上曾是赵进的“奴隶”。

这些被明帝国抛弃的难民本来会猪狗不如的死去，他们稍有姿色的妻女会被当成牲畜一样的贩卖，但他们因为赵进的收容有了温饱，然后在新的体系内有了自己的富贵和价值，自然会对赵进忠心耿耿，成为大汉帝国最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