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的认识，令苏天成很是感慨，想不到杨嗣昌能够未卜先知，能够预料到资本的危险，他何曾不知道资本的力量，一旦资本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些商贾就会通过资本的力量，开始影响到朝政了，诸多的政策要对他们的发展有利等等，故而在资本运营的初期，就必须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引导和限制资本的运作，除开从赋税方面想办法，此外就是通过金融秩序的作用来限制，这裏面就牵涉到银行与统一发放纸币的问题了。

这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只有通过国家的强制力，统一发行纸币，通过户部和银行，来保证纸币的效力，大晋朝廷才有可能真正的掌控全国的经济命脉，到了那个时候，恐怕专门的金融机构就要成立起来了。

当然，经济的反弹力，苏天成也是清楚的，不是说朝廷掌控了经济命脉，就可以随意的发行钞票，就可以随意的盘剥百姓，那样等于用最快的速度自取灭亡，当然，发行钞票还可以最大限度的篡夺外面的财富，一旦大晋朝廷开设了银行，朝廷发行了纸币，这种纸币就是全世界都通行的纸币，大晋银行也将吸纳全世界的财富，为朝廷所用。

苏天成不是经济学家，这些东西，他只是大致的清楚，当然他不需要特别的熟悉，一旦这些事情开始运作起来，会有人专门去钻研，成为经济方面的专家。

范景文主要说到了隔离区的情况，他认为隔离区的开销可以开始大规模的削减了，黑死病得到了遏制，老百姓也都清楚了黑星病的厉害，知道如何的预防了。有些东西，譬如说清洁衞生的事宜，那是需要慢慢改变的，言下之意，目前的条件还不允许。

张溥主要说到了有关各项规章 制度的审核等等，包括一些细节方面的完善。特别是在官吏的管理、商贸赋税的征收、土地收归朝廷所有等问题，现实之中的一些情况，必须要修改相关制度的细节，这其实也是苏天成提出来的要求，一切都要以下面的实际情况来作出决定。

最终的重点，还是落到了朱审烜和洪承畴所说的事情方面来了，那就是江宁营征伐的事宜，从大晋元年的腊月到大晋二年的二月，已经耽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江宁营也分散驻扎了，如今黑死病的威胁已经过去了，必须要再行征伐了，马上就是春耕时节了，若是继续耽误时间，将误了一年的农时，那样损失就更大了。

在朱审烜和洪承畴等人看来，拿下大明京城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而且京城周边依旧在遭受黑死病的肆掠，几乎失去了抵抗力。

按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适宜展开进攻的，但朱审烜等人很是了解皇上的心思，在皇上的言语之中，已经说到了大明京城周边的情况，必须要想办法杜绝黑死病的传染根源，这个根源在京城四周。其余地方不管如何的防御，不能够从源头上掐死黑死病的传播根源，作用还是不大的，京城周边的不少地方，都在遭受黑死病的肆掠。鞭长莫及，想要管控这些地方的黑死病，唯一的办法就是拿下京城，推翻大明朝廷，接下来就可以统一进行部署了。

这个意见，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大家都认为，必须要进攻大明京城了。

其实一切的迹象，都表明大明朝廷到了最后的时刻，从京城方向离开的文武大臣越来越多，大明朝廷根本就管不住了，锦衣衞和东厂尽管在京城制造恐怖的气氛，可惜这样的行为，只能够令朝廷越来越背离人心，很多人不仅仅对朝廷失去了希望，对皇上也失去了信任了，效忠朝廷的思想，慢慢失去了土壤。

这是最好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这样能够用最小的代价，获取到最大的成功。

所有人都说完之后，轮到苏天成表态了。

其实苏天成比任何人都着急，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了，特别是在户部收取和支出赋税方面，因为没有统一的管理，市面上进行交易的依旧是金银和铜钱，收税也是如此，山东等地的商贾，在发展的过程之中，有人成功有人失败，一旦失败了，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造成了一批人的继续贫穷，甚至是无法维持生计了，大规模发展商贾，需要大量的金银，可金银过于的笨重，搬来搬去有很不方便，而且没有统一的管理模式，这些金银都散落在商贾和百姓的手里，很多人习惯将金银埋在地下，埋在地下的金银，实际上失去了作用，不能够用来交易的金银，就不算是钱财了。

朝廷收入的方面过于的单一，仅仅是依靠赋税，可供挪用的金银几乎没有，一旦遇到大型的事情，譬如说黑死病这等的事情，就是靠着笨力来支撑，而且一些看上去很有发展前途的商贾，或者是大型的作坊，因为金银不足的问题，也容易很快的倒闭等等，这就直接导致了赋税的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