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此前曾撰文介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容庚在燕大的一大重大贡献就是为燕京大学搜集古物。1929年1月12日，容庚建议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考古研究室，搜集古物。容庚为燕大购买青铜器等古物，看起来当然是为燕大服务，其实也是对燕大的回报。1928年4月前，容庚虽然有购买书籍碑拓等古物的习惯，对青铜器以及甲骨也很感兴趣，可是因为囊中羞涩，只能望洋兴叹。1928年4月28日，他开始购买青铜器。这天的日记记载：“余向不入古玩铺之门，以囊中着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今辰会计主任范天祥约往古玩铺买古钱，先到琉璃厂访古奇，为购汉镜及古刀布十数枚，价二十元，因事他去，余与明义士到尊古斋，购得一易兒鼎，价五十元。又一三羊镜、一得志小玺，价八元”；“易兒鼎，《西清古鉴》箸录，余第一次购古器，乃廉价得此，殊自幸也。鼎盖后配，尚合式，《古鉴》无之。三羊镜铭：‘三羊作竟大毋伤兮。’文字花纹、色泽均佳。”（151—152页）这篇日记，把容庚收藏青铜器的原委以及第一次收获的欣喜，都写得清清楚楚。而其此时出手收藏青铜器的关键在于燕大待遇丰厚，使得容庚有财力支撑这项爱好。
容庚先生收藏的青铜器中，最负盛名的，是一件错金工艺的最早期实物——春秋中期晋国大夫栾书所铸的“栾书缶”。（现藏北京历史博物馆）。错金铜器，以兵器居多，而铭文字数较少。“栾书缶”不仅是铜器所书的上乘，而且缶之器铭盖铭中共有48字之多。故容老对此器绝为珍爱。
广州博物馆展出的一把二千多年前的越王剑出土于陕西，剑格左右侧皆以鸟虫书体铸刻“王戉”二字，两面共八字，剑色为水银古，时至如今，依然锋利，削铁如泥。剑脊含铜量较多，韧性好，不易折断；刃部含锡高，硬度强，可见其性能优异，锻造技术优良，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展出的越王剑 容庚旧藏
说起这把剑的收藏过程，还有一段颇为传奇的故事。1931年，容庚先生在北京式古斋初得此剑，开始时误将“王戉”理解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卿王戉”，因此没有予以重视，把此剑转卖给了另外一位铜器收藏家于省吾。后来容庚先生在阅读《周汉遗宝》一书时，发现“戉王矛”，即刻反应过来，“王戉”二字应为“戉王”，该剑是为“越王剑”，价值颇丰，为该剑的转手深感可惜。后来又发现一个新的契机，容庚先生偶然得到了师旂鼎，而此鼎的收藏价值同样十分巨大。于省吾听闻后，对此鼎非常感兴趣，希望容庚先生可以割爱转让。借此机会二人几经商议，才最终达成以师旂鼎换越王剑。越王剑至此才回到容庚先生的手中。
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在《容庚与中国青铜器学》中说：“从1928年先生收藏昜兒鼎起到1949年在岭南获‘十年陈侯午敦’止，中历20馀载”。这一期间，他“不但从传世品中剔除出许多伪器，还从大批‘疑’‘伪’的器物中，挽救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物资料，使他们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蒋志华指出，1947年容庚先生携全家南归广东。途中青铜器被撞损约十分之三。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仍藏有150余件青铜器，包括现藏国家博物馆、错金工艺的最早实物栾书缶等，此外还有一批青铜铭文拓片。他依托对青铜器铭文等原始材料的精研而写出的中国当时最完备的金文字典《金文编》，至今仍是文字研究者的必读经典。
展出的青铜器
从文物铭文到青铜器文物专题展
广州博物馆馆长李民涌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表示，展览从策划到推出长达一年多。最初的设想是以青铜器铭文为切入点，扩展到其他材质器物的铭文，展现馆藏铭文文物的风貌。但随着展览筹备的不断推进，发现仅铜器已经足够撑起一个有分量的大展，于是舍弃了其他材质的器物，专攻铜器。
李民涌说，青铜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的地位非常重要，但就岭南地区来说，是个相对比较薄弱的领域。此次展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一睹本地文博机构青铜器的收藏水平。广博的相关收藏在本地来说是较为种类齐全、时间跨度长的，此次展览展出的文物就从先秦延续到清代，很多是首次展出的。比如曾大保盆、越王剑等，都非常珍贵。
此次展览的第二部分“镜中乾坤 托物寄情”选取伏兽钮“大乐未央”铭蟠龙纹镜、菱形“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素铜镜、中国铭七乳瑞兽纹镜等汉至明清时期有铭铜镜，通过解读不同历史时期的铜镜铭文，带领观众感悟蕴含在其中的社会思想、宗教信仰、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等等。
第三部分“朱白之间 印下众生”甄选汉至明清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材质的官印如“广州番禺县丞司朱记”印、周君时六面铜印等，和刻有馆斋、鉴藏、闲文、吉语、花押等私人印，从带有丰富史料信息和使用者个人信息的铭文中，窥见古代社会信用、官制礼仪与人际交往等习俗。
第四部分“方圆兴衰 古泉吉语”特选秦半两铜钱、汉五铢钱、唐开元通宝等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流通货币，部分体现书法之美的汉莽货泉铜钱、两宋御书钱，以及饱含美好祝愿的清“顺风大吉”花铜钱、清五子登科佩钱等压胜钱，从这些小小方圆之间领悟朝代兴衰、百姓民生。
此外，此次展览也是对“铭文”知识的一次普及。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字字珠玑——广州博物馆藏有铭铜器展”是广州博物馆与非国有博物馆——广东大观博物馆合作办展的首次尝试。展览中还能看到许多其他历史时期珍贵铜器，“周君时六面铜印”1955年于广州中山医学院出土，六面印文分别为：“周承公”“周君时”“臣承公”“周承公白事””“周承公白牋”“白记”。除“臣承公”外，其余各面铭文都有边框。广博专家介绍，印文按内容分为两大类：一类与印主人有关，包括姓名、字表、家族地望、职官身份等，一类为文书用语，如“白记”“白牋”“白事”等，反映了当时的文书格式和封缄制度。“白记”是汉朝时下级对上级陈述意见的奏记；“白牋”用在叙事的书信中；“白事”印于姓名后面，专用于书简往来。(记住全网小说更新最快的枣子读书：www.zhaozhi.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