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武人的差别真的那么大吗？

吕哲在向军方的将领说出自己的打算时，那些武人基本是知道要怎么做，那么做有什么得失，讲清楚说明白也就没有什么意见。甚至说，他们觉得吕哲那么做没什么不妥，只要能达到想要的目的就是好手段。

文人呢？吕哲麾下的文人算起来大概只有蒯通和萧何，蒯通听到吕哲接诏的消息风尘仆仆的跑来了，有那么点法家的利索径直找到吕哲，想要问什么就问，还用“有什么志向”的这个问题来判定自己是不是该继续留下。

萧何后面也隐晦地试探了一下，得知详情后与蒯通的反应差不多，都是既纠结又感慨的表情，呐呐的张了张嘴也就不再多问了。

接诏真的做错了吗？吕哲不知道，但是他既然已经做了就是做了。他后面又与蒯通一阵长谈，蒯通这位好为人师的杂学家（偏向权术，类似于法家）倒是直言不讳。

活在世间讲求的立身根本是诚信，人一旦失去信用将会遭受世人唾弃变得寸步难行。小人（孩子、白身）尚且讲求诚信，想要做一番大事业没有信用无法使人信赖，做大事业的人对诚信更要苛求，因此不讲信用对于上位者所要面临的后果更加严重。

吕候被蒯通的一番话说的是脸红耳赤，原来当今社会虽然也讲求为达目的不折手段，可是在德性上，比如说答应谁要做什么搞得人尽皆知之后再反悔没有做到，那是一件相当丢人的事情。他理解过来后是真的感到羞愧了，觉得自己用现代的生存法则来在当下不合时宜。

蒯通似乎真的很有教人的欲望，他发现吕哲又矫枉过正的趋向时又说了许多，像什么大人（官、长辈）与小人的诚信有区别，友对友、敌对敌又有一种诚信，为什么而诚信，什么时候该诚信，什么时候可以不诚信。

虽然有些绕，不过吕哲还是理解了，也就是说创业期间讲诚信是在为自己树立威望和名望，到了一定的时刻再来选择对象对敌人使用计谋，对于部下和治下却是不可以轻许诺言，必定要说到做到。

这是《权术之变》的一部分，也是蒯通所学的根本。

吕哲觉得自己有必要进行一次深造，不用学得多么的精深却是不能再事事用现代的规则来行事。

不管接诏是对是错，现在已经木已成舟，吕哲更加迫切的是考虑该怎么对待还停留在原地的司马欣所部，他与冯劫谈了几次，拆散整编显然是不可能，要挑选出可战之兵一同东向却是有了一些成果。

其实吧，吕哲根本不用那么着急，司马欣所部既然会并入南疆军团，吕哲又是南疆军团的主帅，等待冯劫回去咸阳，身为主帅还怕没有机会拿捏吗？他表现得急切不过是为了作态，让冯劫认为是完全接纳了司马欣所部在做讨价还价罢了。

显然，吕哲的作态确实是有效，特别是在共尉得到命令率军与主力合营之后，至少冯劫是真的相信吕哲的接诏有诚意，不会上一秒接诏下一秒尽起二十万大军围攻司马欣所部。

最后商谈的结果是，咸阳必需要为南疆军团提供粮秣、兵器、器械上的支持，数量则要等冯劫回到咸阳上报之后才会有定数。

吕哲在晋升为征南将军后也有权开幕府，也即是所谓的开府建牙，可任命四名偏将军、四名俾将军、两名先锋以及相关的校尉、军侯、五百主、百将、屯长、什长、伍长、军法曹，长史与左右次将则由咸阳指派。前提是吕哲送呈咸阳的名单被接受，不过这项谁也没当回事，有秦以来幕府将军任命的武将还没有被驳回的先例，相信在当今局势下吕哲愿意效忠秦国，无论是国尉署还是始皇帝都不会在这些小节上纠缠。

事情已经谈到这一地步，互相之间的信任总算是建立起来，冯劫也适当的谈及三郡治理的意向，他得知三郡的县令长、基本还在原职时脸色很精彩，可能是无法理解吕哲为什么不撤换，又可能是觉得可能如传言那样吕哲一直没有想过要造反，总之是刹那间就愣住了。

有点诡异，有点复杂，冯劫看着吕哲心裏也不知道是在想些什么，最终问：“你与项氏有仇？”

有仇？吕哲被问的一愣，他还没有起家的时候为了争夺六国遗民杀了范增，按理说把项氏拉拢六国遗民的部署打乱又杀了项氏的谋士，怎么说都算是有仇吧？他看着冯劫，“呵呵”了几声才说：“项氏谋主范增被哲斩杀。”

范增估计有点名气，冯劫听到吕哲杀了范增之后再次一愣，回忆什么似得安静了一小会，说了一句“难怪。”。估计他也知道范增是项氏的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