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这么做还真的获得了成功，迫于民意当权者不得不让儒家参与到政治中来，可是按照儒家“只会说不会做”的尿性，让儒家去管理一个亭都管理不好，那干脆就设立一个博士的官位来安置吧，反正博士只有建议权没有行政权。

裹挟民意成功，儒家自然是感到万分的兴奋，自此走上了什么事都是代表老百姓的道路，到了宋朝越玩越顺流还搞出了一个“天下苍生盼谁谁谁三十年，谁谁谁不出奈何苍生”的“王安石事件”。

儒家从一开始就是奔着做官的目标而产生的学派，其核心思想也是谁谁谁和谁谁谁在当图书馆管理员的时候整合出诸子百家先贤的想法来当垫脚石。一个为了当官而当官的学派，能指望有什么治国的理论吗？因此也就搞成了“拿来主义”，反正就是“谁谁谁当初是怎么做的，我们应该模仿他”，然后又给自己没有实际动手能力找了个堂而皇之的“骗术核心”，大谈什么三皇五帝时期的辉煌，嚷嚷着一定要达到三皇五帝的辉煌目标。

三皇五帝是什么时候，三皇五帝当初的社会环境是什么样，三皇五帝的国体和国力又是怎么一回事。在那个没有文字的年代，可能只有活上几千年的妖精才能站出来“现身说法”了。所以对于三皇五帝时期都是什么个模样，那只有靠儒家像是写小说一样的胡编乱造，反正只要能达到“忽悠众生”的目的，哪怕是写成了神话小说也就那么个回事。

“所以……儒家不但是一个‘传销集团’，还是一个‘骗子集中营’咯？”吕哲还真就不清楚秦国是这么对儒家定义的：“这不是砸人饭碗又拆穿人家老底嘛！难怪儒家骂秦国骂了两千年，真是作孽哟！”

对于什么“两千年”之类的，所有人都自动过滤了，她们对吕哲的大惊小怪有点难以理解，不止是秦国对儒家不待见，列国又哪个拿正眼看过儒家了？别说是国家级别对儒家看不起，诸子百家也没有一个将儒家当回事，甚至时常因为儒家喜欢“拿来主义”地拿其它学派的知识来当成自己的“立教根本”而起了不少的纠纷，其中墨家与儒家是闹得最不愉快的一个。

“嘶……”不是吃东西时牙疼的吸气声，是吕哲纯粹的吸冷气表示震惊：“所以儒家一朝得势之后，对那些看不起自己的诸子百家赶尽杀绝，那个恩怨最多的墨家也被一而再再而三的蹂躏！”

儒家与墨家不愉快并不是什么秘密，闹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儒家因为抢占“民间市场”的时候“剽窃”了太多的墨家行为，例如墨家一直占据主动的“婚丧礼”和“民间舆论”，同时两帮人对于“礼”也有太多的争论，结果就成了生死冤家。

“因为私人恩怨，儒家骂墨家的‘创造性’叫奇技淫巧，这太扯蛋了吧？”吕哲再一次有点目瞪口呆了。

赵婉有点迷惑自家夫君怎么对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那么惊讶，她点了点头，似乎是有些好笑：“新的工具能提高生产力，新的概念或许有益于家国。一个否认社会进步的学派，一个顽固守旧的学派，大家怎么会对儒家待见呢？”

这一刻吕哲对一件事情感到难以理解，既然春秋和战国都是这么看儒家的，到了西汉的刘彻皇朝董仲舒是怎么对儒家“大刀阔斧”的改造，又是将儒家改造成了什么模样，董仲舒是不是“忽悠学”专业理论登峰造极，这才说服刘彻重用儒家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情出来。

似乎刘彻最喜欢的老师是儒家的，董仲舒改造的儒家也是“帝王至上”的，因此在感情上和实际需要上才让刘彻被董仲舒“传销”成功？

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啊？刘彻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是在实际治国上没有任命过哪一个儒家做高官，连带董仲舒刘彻也是尊敬而不用，活跃在刘彻时期的西汉朝堂依然是以黄老学说、法家学说、兵家学法为主调，是到了汉元帝时期儒家才算是真正被重用。

儒家真正崛起始于汉元帝，概因刘奭喜好儒家，性好仁慈，结果从他开始，汉朝就悲剧了，取官全以儒家标注选官，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以经义为本，治国施政。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业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但是负面影响嘛……

“我原本想着也就是让儒家学子制定礼仪，至多也就是让儒家学子去当教书先生，没想过让儒家当什么重要的官职……”吕哲有些怕了，他意识到哪怕是让学儒家的家伙去当教书先生都有很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