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地理位置而言，旅顺所在的位置并不是目前阶段最佳的海航线，毕竟汉军现在大量需要补给的是在西北内陆，若是从南方走海运将物资运抵旅顺，那么还要走上几千里才能运输到沃野，那么和从本土走陆路将物资直接运输到沃野有什么区别？

华夏大陆天然的港口不算少，所谓的天然港口自然就是不需要经过太复杂改造的地理位置，那里的水下深度不能是一种大陆架缓步倾斜的环境，应该是岸边位置依然可以停靠大型船只的水域环境。

吕哲记得的天然港口并不多，南方的三个天然港口已经被利用起来，记忆中北方的天然港口主要是集中在现代青岛区域，印象最深的自然是胶州湾，毕竟在近现代的时候发生过德国租借青岛的事件，德国之所以强行租借青岛就是因为胶州湾是一个天然的港口。

距离胶州湾向北的区域，于现代的天津海岸线也有不错的海岸线，那里虽然不是天然的港口，可是只要经过稍微的改造也能成为吞吐量巨大的海港。问题是那里目前是属于广阳郡和巨鹿郡的交界处，现在不管是广阳郡还是巨鹿郡都是属于临淄郡瘟疫的影响地区，那么哪怕是经过稍微的改造就能够成为港口，也无法调动人力前去建设。

“……逐渐控制辽东地区，不在瘟疫区域内的辽西郡、辽东郡、右北平郡、渔阳郡、上谷郡、代郡，这些区域的郡县也需要来自南方的粮食。”萧何说着看向了司马欣。

司马欣会意，接过话头说道：“我们在征服齐燕期间遭遇了来自东胡的骑兵，说明东胡也在关注南方的局面，那么对东胡进行必要的警戒势在必行，因此在后期还需要调遣军团入驻燕地。”

总得来说，执政官萧何和太尉司马欣都是从实际需要上在讲述旅顺成为海运港口的必要性，不单单是为了西北塞外战局在进行思考。

自临淄爆发瘟疫，汉军一直在致力于将瘟疫封锁在已经爆发的区域不让其蔓延开来。封锁瘟疫区域的做法无可厚非，不存在什么残忍性，毕竟这个不进行封锁才是对非瘟疫区域的不负责。其后，特别是汉国有持续支持瘟疫区域粮食的前提下，已经要比历朝历代的做法好很多，历朝历代不但进行封锁，甚至还出动大军进行杀戮，最后前去杀戮的军队基本也是被放弃掉。

吕哲再怎么说都是一个现代人，他可能没有专业的医疗知识去治愈瘟疫，但是对于采取一些衞生限制来进行预防总该是会的。

其实现在已经有怎么避免瘟疫的蔓延方法，那就是限制人口流动和关于水源的控制，后面吕哲又规定只能喝经过煮沸的水，向瘟疫区域投送大量的石灰、硫磺等等物资，针对性的要求衞生条件，与之封锁相辅助起来，几个月过去瘟疫已经停止向外蔓延。

官府不是全然放弃，对于瘟疫区的黔首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很多时候来自心灵上的安慰能够使恐慌的人安稳下来，那也是其后一系列衞生规定能够得到真正实施的前提，不然黔首不配合什么都是枉然。

瘟疫停止向外蔓延，想要根治那却是没有办法的，到了这一阶段其实已经是一种人体抵抗力与病菌的战斗，这场战斗很多时候是以染上瘟疫的人“全军阵亡”作为结局。

“初步计算，瘟疫区内的人口该是有三十余万，我们无法对染上瘟疫的人数进行统计。”萧何说这个的时候神情很是沉重：“在未来的至少三年之内，那些区域都会处于封锁状态，直至真正确认瘟疫已经消失，封锁才会获得解除。”

吕哲听得心脏也是一颤一颤的，三十多万的人口啊，对于目前不到二千万总人口的华夏族群来说是六十六分之一，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也就是说，在至少三年之内，我们无法再次使用胶州湾作为海运航线，临淄郡和胶东郡也会处在行政发展之外？”

“是的，一年的时间内周边的几个郡也会受到影响。”

历史的记载上，关于东汉末年瘟疫的爆发，让原本有人口将近六千万的汉帝国，一直到瘟疫结束之后人口下降到不足二千万。会剩下不到二千万人口有多个原因，期间有军阀的混战，但是人口急速减员的凶手是瘟疫。而让瘟疫爆发的诱因是军阀混战，每次战争之后总会有大量的战死者得不到掩埋……

华夏历史上有过多次的瘟疫爆发，尤其是以北方爆发瘟疫的频率最为频繁，每次瘟疫的出现都会“制造”出大量的无人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止是人口的损失，无人区的出现更是对经济的严重摧残，所以每次瘟疫的爆发都能致使一个皇朝面临改朝换代的危机。

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入岭南（今广东）后，本打算以此为基地长久占据，怎奈何“是岁（八七九年）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众劝请北归，以图大利。”黄巢不得已率大军北返，却所向披靡，并一度攻占了京城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尽管黄巢最终败死于泰山狼虎谷，但瘟疫在逼迫他取得空前胜利的同时，也已经改变了唐末的争霸局面，五代十国的格局初见雏形。

宋金对峙的一二三二年的大瘟疫又是一场浩劫。当时的金国南有南宋，北面被蒙古压得喘不过气。到此年五月，“汴京（今开封）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死亡率相当惊人。短短两年后，金国就亡于蒙古。

据《明史》记载，明代从一四零八年至一六四三年，共发生大瘟疫十九次，尤以明末崇祯年间为甚。与东汉末年相似，明末万历、天启和崇祯三朝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自然灾害频繁。特别是气候变冷使降雨区普遍南移，导致北方多年的旱灾和蝗灾，先秦晋，再河洛，后齐鲁；加上官吏腐败昏庸，朝廷政策失当，终于逼反了李自成、张献忠。而此时的瘟疫也站到了起义军一方，给岌岌可危的朱氏集团大厦踹上了致命的一脚。

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十六年（一六四三年），京师北京从二月至七月瘟疫大流行，“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据估计，北京城当时的人口在八十万至一百万，这场大疫就夺走了二十万人的生命。而在此期间，明军在山海关外的松山大败于清军，关内的李自成、张献忠则数次死里逃生，愈战愈强。十七年（一六四四年）三月，就在李自成逼近北京城时，城内却又流行瘟疫，上下一片混乱，染病的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丧失了最后的抵抗意志和能力。

有太多的“历史教训”了，让吕哲得知临淄方面爆发瘟疫的时候惊出了浑身冷汗。当时他其实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哪怕是停止塞外战争，哪怕是放弃长江以北，也就是说哪怕去舍弃掉北征之后所有的成果，他也要保住南方。索性的是处理及时和得当，临淄的瘟疫蔓延到胶东半岛之后就停了下来，才没有让最坏的事情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