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法治张良才担忧，法家在历史上的评价有好有坏，可是法家绝对是统治者的头号狗腿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因为古时候所谓的法治都是围绕着统治者进行，制定的律法都是对当权者有利，也就是统治者想要什么样的法制，然后法家制定什么样的律法。因此古时候所谓的“法治”可不是现代那么一回事。

张良是清楚吕哲追求的法治与以往很不同，但是说到底执行律法的依然是人，皇帝有心追求公正，可是官员要是想要讨好皇帝来个穿凿附会呢？

“我们没有进入三川郡，有数十官员潜逃或是自杀，又有数百人潜逃或是自杀。陛下，帝国对外战事不断，内部可生不得乱呐！”张良也算是苦口婆心了，他又说：“南阳郡的审案叛理，执行得有些过了，三川郡发生的事情已经给出警示，若是帝国的其它郡县也……”，似乎是自己觉得有些危言耸听，说一半他自己停了下来。

华夏的观念讲究的是因情而异，也就是在什么时机来进行什么样的事情，时机不对的时候可以姑息，只有到了时机对的时候才好严肃处理。实际上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华夏的法治才是“人治”，因为判断时机的是人嘛。

吕哲也清楚很多人对法家是鄙夷态度，张良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南阳郡也明悟到一些东西，法治绝对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建立起来，要长久的时间来形成一套规则。南阳郡会被流放一千多人，那是执法者揣摩他的想法，讨好的时候在判案执行重刑处理，确实是有失偏颇了。

想要执行真正的法治，不是靠吕哲一个人能够办成的，那需要整个社会有足够的认知。他也不是要因为自己心情不好大搞吏治，只能苦笑着说：“朕听进去了。朕会吩咐下去……”停顿下来，看着张良改口道：“既然你有自己的看法，不如由你做御史，来处理那些事情。”

御史可不是帝国才有的官职，先秦时期，天子、诸侯、大夫、邑宰皆置“史”，是负责记录的史官、秘书官。国君置御史。自秦朝开始，御史专门作为监察性质的官职，负责监察朝廷、诸侯官吏。

御史在帝国是属于检察署那边的编制，归属燕彼管。皇帝可以临时任命御史针对一些事情进行彻查，吕哲在这个当口任命张良，是有心想要用柔和态度来处理地方上的问题。

君臣对话的时候声音没有刻意放轻，周边的人都将那些话听得详细。不少官员都是有些佩服地看着张良，他们认为张良敢在皇帝发怒……或者叫生气的时候进言，实在是胆魄足得很。

张良则是在想什么？他不知道吕哲为了什么在生气，可是吕哲生气的时候依然还能听纳谏言，不由心中赞叹：“也许正是因为陛下胸襟雄阔才能使众多英豪追随，建立起如今的大业。”

吕哲胸襟是不是雄阔不知道，但是他一贯的作为就是不吃独食，那才是那么多人愿意追随的主要原因。不过嘛，文人总是喜欢用修饰手法来形容，可不会太过直白，张良就是属于其中之一。

帝国是在对外进行战争，内部确实是不能生乱，哪怕想要肃清官治也不是在这个时候，只能是等对外战争停顿下来，那时才是恰当时机。

“臣近日得到黄石公传授，多有所得。”张良小心翼翼地试探道：“陛下若是有忧虑，臣或许会有一些建议？”

吕哲愣了一下，心想：“张良还是遇到黄石公了？”

也不知道是野史还是正史，都记载张良是得到了黄石公的韬略书册，也就是所谓的《太公兵法》，学习之后才会有那么多的成就。

黄石公现在可还活着，他是秦末汉初的五大隐士之一，另外四人是东园公姓唐名秉、夏黄公姓崔名广、绮里季名吴实、甪里先生名周术。

早些年吕哲其实是不知道什么五大隐士，他们的名声是近些年才渐渐传出来，传言中五人都有治世的大才能，吕哲有派人前去商山进行过探查，知晓那里有“商山四皓”，就是唐秉、崔广、吴实、周术，探查到的信息有点古怪，四人皆是黄老学派出身，可是行为又很像是方士。

吕哲不是在推广教育吗？知晓四人在方术上有名声，后面重新派了一批人前去商山，想要让四人下山进入南陵的学院，可是那四人就好像真的要隐居了似得，说了一大通“伴山伴水”的话，拒绝了吕哲的聘请。

现在嘛，商山四皓的好友黄石公赠书张良，吕哲很好奇赠的是什么书，不知道是不是《三略》。

“臣所得到着作并不全部来自黄石公，也有四皓的着作。”张良没有进行隐瞒，对商山四皓似乎也比较推崇，最后甚至是用着惋惜的语气感叹：“那么有学问的人竟是隐居，实在是可惜了。”

吕哲可是听出张良话中有话了，他略略一思索乐了。

世界上隐居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真的要隐居不问世事，另一种是在养望养名。真要隐居也就是那么回事，根本就不会再参与到世事中来，靠隐居来养望养名的人在历史上可是不少，像是张居正也这么干过，其他还有更多，但是这么干的人不少出山之后根本就与之名声不符。

商山四皓哪里是不出山啊？吕哲聘请他们出山当教师，那是不符合他们的想法，与之期待相差太远所以不愿意出山。

黄石公赠书张良，估计是特意提到了商山四皓。

张良是随行吕哲出巡的人之一，还是属于可以随时与吕哲聊天的那种，他们特意在出巡的路上找到张良赠书，用意已经很明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