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哈托夫斯基还定期收到该机构这一报告的副本。戈利岑也提供了一些有利于逮捕审叛乔治·帕克的材料，这使他的证词听起来更加可信。他还透露，克格勃已经知道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准备成立一个在美国收集科学情报的分部的计划。该部于一九六二年开始行动。但是戈利岑只有一些关于克格勃在法国行动的断断续续的消息，大部分情报都不涉及具体问题。即使是那些促成逮捕帕克的消息，实际上也只是将最初怀疑的圈子缩小到七人而已，后来也是在对这七人进行监视之后才查出了帕克。

戈利岑的坦诚在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广为人知，因此不可能像对帕克那样对他进行长期的秘密监视。戈利岑作了上述声明之后，一种阴谋理论得到传播，使调查进一步受阻。在美国类似的理论使得詹姆斯·恩格尔顿开始怀疑中央情报局“社会主义国家”部的领导人大衞·梅尔弗。

在英国则导致彼得·怀特等人对军情五处处长罗杰·霍利斯爵士的怀疑。同英美相仿，法国的“阴谋”理论发明者在许多情况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的文献表明，尽管“蓝宝石”小组最后被查出，但“大鱼还是溜走了”，所以法庭并没有就此作进一步的调查。

战期间法国没有公开揭露一个苏联间谍，但这并不说明苏联间谍在法国的活动不积极，恰恰说明了法国反间谍机构的软弱无力。反间谍毫无结果的原因，部分在于法国没有破译出标志着“五杰”和原子间谍时代结束的维诺纳密码。帕克案件之后，六十年代中期，美英两国重新分析了“维诺纳”联络中出现过的全部有一一关法国的材料，分析的结果转交给法国国土安全局（法国反间谍机构）。

这些材料表明，战前法国航空部中活动着一个苏联间谍小组，其成员都是三十年代招募的。在法国沦陷前的几年中，他们在情报总局的间谍亨利·鲁宾逊控制下工作。作为组员之一的学者安德烈·拉巴特，开始主持几个国家级研究实验室的工作。他是首批加入戴高乐将军在伦敦领导成立的“自由法国”协会的成员之一。有几个月他出任戴高乐将军武器储备部门的负责人，但因为同戴高乐的近臣们不和后来退出了“自由法国”协会，在伦敦创办了《自由法国》月刊。后来他还负责bbc对法广播的工作。他在伦敦曾给一个化名叫阿尔贝特的苏联人发送过政治军事情报。拉巴特出任设在阿尔及尔的“自由法国”临时政府的新闻部部长，乔治·帕克当时领导“自由法国”电台的政治新闻工作。战后巴特主要靠从事新闻工作谋生。

维诺纳密码早已经被谢洛夫更换，所有在三十年代被苏联招募的间谍全部处在蛰伏当中，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间谍已经功勋卓着，谢洛夫不想这些人暴漏，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人的年龄已经很大，克格勃需要新一批的间谍。

法国从民族性来说就非常有反抗精神，这点从巴黎公社和各种运动当中就能看出来。苏联在法国吸收间谍的工作从来都不困难，受阻的力度远没有在英美两国这么大。

这种工作是准备另一个历史上的知名事件，法国在几年之后的五月风暴，谢洛夫的最大愿望当然是社会主义政党上台，当然这不太可能，那么塞进去几个特洛伊木马也是可行的。

在后世中国的网络上，某些人认为是中国因素影响了法国五月风暴的发生，但实际根据苏联这边的文献，法国五月风暴最大的力量其实是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第四国际在赫鲁晓夫时期也只是不在公开打压而已，何况五月风暴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已经上台，可想而知对法国五月风暴什么态度。

在整个法国五月风暴期间，苏联完全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方面就是因为、五月风暴的主要力量是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谢洛夫召见了法国部门的负责人，还专门对三个法国高级间谍授予了勋章，在午饭过后，缓和的说道，“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公平，我们的思想远非完美，但也不是完全的不切实际，对于其他的革命力量我们采取合作的态度，到了合适的时机，我们要团结在一起合作，先战胜资本主义这个敌人，我们的内部矛盾可以押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