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逸与章惇在池边的亭子里，正谈到同文馆之事，又见章瑶带着张商英和何世宽进来，两人是同文馆的主审官，此次未能查出确凿的证据，脸上神色都不大好，几人从新见礼一翻，刚刚落座，张商英就连灌了自己三杯，仿佛喝闷酒一般。

章惇扫了张商英一眼，皱眉问道：“天觉何至于此？有话不妨直说。”

张商英停下杯子，冷冷地笑道：“章相公可知我今日遇到了谁？真巧啊！来这的路上，我偶遇了曾布的幕僚石曼舒，正从王诜的府上出来，据闻他喜欢上了王诜的书画。”

又是驸马都尉王诜，杨逸心中不由得一动，曾布的幕僚喜欢王诜的书画，这看似平常之事，难保没有什么阴私勾当，据他所知原来的历史上，正是曾布第一个附和了向太后，才使得赵佶得以登上皇位的。

杨逸坚信，这世间看似偶然的事件，都有着必然的因素在起作用。

何世宽接口说道：“天觉兄只怕过于敏感了吧，王诜在书画方面，确有独到之处，而据我所知，石曼舒也确是个喜受书画之人，王诜只是一个闲散的驸马都尉，且已被夺爵，石曼舒与之来往，何必大惊小怪？”

确实，何世宽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一个是幕僚，一个是无权无职的前驸马都尉，两者因共同的爱好有些来往，这再平常不过；想当初，章惇不但和苏轼交好，还给刘挚的儿子当过‘家庭教师’呢。

章惇沉吟不语，现在可以说正是决定新旧两党生死存亡的时刻，站在他的位置上，必须要有洞悉一切的眼光，把握全局的能力，杜绝一切可能发生的隐患。

石曼舒与王诜往来，虽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必须小心防范，曾布现在是枢密使，说是军方第一人也不为过，一旦这样的人物背离新党，依附着他的党羽必然望风景从，对现在的新党来说，将是致命的。

只昌现在曾布在朝中几乎已经可以和章惇分庭抗礼了，没有确切证据，根本动不了他，否则新党就是自乱阵脚，不用旧党反攻，新党自己恐怕就分崩离析、自己咬成一团了。

真个是屋漏偏逢连日雨啊！

杨逸沉声说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章相公，王诜一向与遂宁王交好，而遂宁王最得向太后欢心，现在首要之事，必须立即查清遂宁王与隆祐宫之间有何异动，否则咱们可能陷入死地而不自知。”

章惇横扫一眼在座诸人，见张商英他们没什么异议，立即便唤来自己的幕僚余滔，将此事吩咐下去。

要查隆祐宫和遂宁王，自然是让焦守、刘瑗他们去办，作为入内内侍省都知，皇城司便在他们控制之下。

经此一事，各人心情更加沉重，杨逸也不敢有丝毫大意了，有关同文馆的后续安排，他都一一问了个通透。

章惇等人的安排大致如此：先让焦守、刘瑗，外加刘贵妃给赵煦吹风，激起赵煦对高滔滔和向太后的新仇旧恨。

时机一到，再将张士良的供词呈上去，张士良的供词虽然没有明确表明高滔滔当初有废掉赵煦之意，但却点明了陈衍曾勾结司马光、刘挚等人，欲行废立之事，陈衍是高滔滔的贴身太监，这就达到了影射高滔滔有意废掉赵煦的效果。

这么干虽然有失光明磊落，但旧党就很光明磊落吗？

王安石执政之时，从未搞过政治迫害。对旧党的上层人物，更是高官厚禄的供着。

司马光、文彦博他们在洛阳，过着神仙般的生活，让他们可以豪情万丈的指点江山，引领旧党与新党作对，可以说新政之所在很多地方变形走样，倍受诟病，少不了旧党的一份功劳。

而司马光一上台，就对新党大搞政治迫害，新党被打击得一个不剩，是他们开启了贬谪岭南这扇政治魔门，是他们弄出了元丰榜。

特别是元丰榜，只因政见不同，他们就将新党全贴上奸佞的标签，张榜公布天下，开启了正真的党争之门，这种卑劣的手段，就算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李定因为私怨，迫害苏轼的乌台诗狱被无限的放大，即便千年后，几乎仍是人尽皆知；而旧党搞的车盖亭诗案，除了首相蔡确遭殃外，几乎所有新党成员都被牵连进去。

李定针对的只是苏轼一个人，还是因为苏轼在李定不为母守孝一事上，一再讽刺李定而引发的，整件事带着很浓的私仇色彩，谈不上群体性的政治迫害。

而旧党搞的车盖亭诗案，是按着元丰榜名单一个个的贬，新党成员几乎无一幸免，如此浩大的政治迫害，却被刻意的淡化了。

相对乌台诗狱，知道车盖亭诗案和元丰榜的人少之又少，这是为什么？

旧党斗完了新党，还不过瘾，他们自己又分为几派继续斗，互相拆台，捉对踢打，真是生命不止，战斗不息！

这群人把朝野搞得乌烟瘴气，而竟然成了后世历史公认的君子，请问他们君子在哪里？

废除新法之后，元祐九年间，内斗、党争就几乎成了这些君子的全部工作，正如李清臣出的那道恩科试题描述的一样：

自元祐科举考试恢复以诗词歌赋为主，选出的进士多是夸夸其谈，没有什么实际能力。

废除青苗法，常平仓等惠民机构却没有完善，使百姓更加困苦。

廷议役法好坏，九年没结果，弄得役法一团糟。

黄河改道了，是向东导回还是顺它北去，九年来争论不休，搞得年年水灾泛滥。

割让土地去讨好西夏，结果适得其反，西夏气焰更嚣张，九年间起兵攻宋多达四十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