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养兵百万，平均三四十人就要养一个兵，这三四十人中，若扣去无力劳作的老弱，比例更是高得惊人，冗兵已经成为大宋最严重的弊病，每年军费支出占去岁入的三分之二以上。

去年由于战争，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八千多万贯，这个数字已当于明朝近二十年的税收总和。

对于冗兵这个弊政，自仁宗朝开始，一批批大臣就相继上书请求朝裁军。可以说裁军呼声一直没有断过。

大宋有三冗：冗官、冗费、冗兵。

与冗兵相比，冗官和冗费的拖累就小得多了。而且经过元丰改制之后，裁撤合并了不少衙门，冗官、冗费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现在困扰大宋的，主要还是冗兵问题。

罗城再次提出裁军，顿时在朝堂掀起热烈的讨论；绍圣皇后让大家各抒己见，殿前司都指挥使李克史便出班奏道：“陛下，绍圣皇后，我朝养兵百万，实为不得已，东京周边无险隘可守，契丹一旦攻克三关，便可长驱直入，兵临东京；

西夏更是心腹之患，屡屡侵犯关中，凡此种种，非镇以重兵，不足以震慑敌胆，裁军之议由来以久，然数十年未决，皆因诸多顾虑，为社稷之安危，为国祚之延续，臣以为裁军当慎之又慎。”

李克史的话等于是直接反对裁军了，他列举的这些理由，确实也是大宋需要顾虑的方地。

礼部尚书范纯仁接着出班奏道：“如今大宋很多田地荒芜，耕者稀少，赋税甚重，国用甚不足者，正因养兵过多之故；朝议此事，多说是为了防备契丹，然而契丹国势已大不如前，我朝自不必再养百万大军以备；夫取兵于民则民稀，民稀则田地荒芜，田地荒芜则赋役重，赋役重则民心离；昔年汉武帝举兵使天下穷困，是为了征匈奴空漠北，如今我大宋不用兵而养兵百万，同样使得天下民生困苦，何苦而为是乎？”

范纯仁是个正直的人，他支持裁军绝不是附和蔡京这些革新派，而是他同样认为冗兵这项弊政已到了不得处理的时候，否则大宋岁入再多，也不够用来填这无底洞。

枢密院副使潘锐出班奏道：“陛下，绍圣皇后，臣以为淘汰过多，人情必然惶惑，士卒难免要起怨怼，虽然国家承平，纪纲素张，但也不得不防；若诏令一下，立即全部淘汰，万一别有用心之人散布谣言，煽惑百姓，恐有叛乱发生，则天下必将震动；到时朝廷为安抚军心，只能收还淘汰者，而朝廷会因此大失威信，今后再难号令这些骄兵。若是强硬推行，众怨难犯，梁朝因分魏博之兵，至张彦之乱，此事可为前车之鉴也。”

中书舍人林希接着出班道：“几十年来，除了西北之兵，大部分士卒未曾闻金鼓、识战阵，无所是事而饱于衣食，滋生骄横懒惰是必然；如今入京宿衞的士兵，自己不拿甲胄而让别人替拿，禁兵分发口粮，自己不背而雇人帮背，骄惰如此，怎能指望他们流汗流血保家衞国？不过是白白耗费国用。”

刑部尚书何世宽接着说道：“我大宋一遇凶岁，则州郡官吏便以尺度量民之长大，壮健者便招募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则招募为厢兵，官吏招得人多者有赏，百姓因灾荒难度争相应募；故一遇凶岁，则留作农耕之人只剩下一些老弱。朝廷说是不收青壮为兵恐之为盗，岂知招募为兵固然使他们一时不至于落草为寇，却使得他们终生骄惰而空耗国币；自古以来，都是壮健者负责耕作，而老弱者安享闲适，我大宋却刚好相反，今壮健之人招募为兵后任其无所是事，而老弱者却要担当耕作，简直是岂有此理！”

朝堂上的争论可谓是越来越激烈，你方唱罢我又登场，冗兵问题困扰大宋近百年，一直没得到有效的解决，许多人对此深恶痛绝。

何世宽提到一点，那就是灾荒之年招募青壮为兵是防止其叛乱，这一点在立国初期应该说是适用的，如今大宋国祚已稳，根本无须再这么做；试想不招募这么多兵，只保留四到五十万兵力的话，朝廷每年就能节省至少三千万贯开支，哪怕每年只用节省下来的十分之一备灾，即便遇上再大的灾年，朝廷也一样有能力赈济，让灾民安然度过灾年。

当初王安石变法之中，有多条新法便是衝着军事方面制定的，对冗兵问题也动过刀子，成效也相当显着；平治年间大宋有一百一十六万军队，到熙宁年间，王安石把军队裁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到元丰年间稍有增加，也仅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四人。

可惜到了元祐初年，新法被司马光全部费除，王安石的军事改革还没有最终成形便告夭折，加上元祐年间黄河时常泛滥成灾、西夏年年大举入侵，这都使得军队人数再次急剧增加，如今又达到了一百来万。

轮到尚书左丞李清臣出班，只见他凛然说道：“自古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汤蹈火，如今厢兵与禁兵，有司不敢役，迫不得已暂用之，则谓之借用。那些兵将相互转告说，是官吏央求于我们，而调兵的公文也称为请求；夫赏赐者是为酬劳也，如今每逢大礼，无功劳而加以赏赐，三年而一遍，所费八九百万，有司不敢有丝毫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