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东京。

杨逸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将一个完好无损的南京道收入囊中，大宋不用花钱去搞战后重建，甚至还占着大义的名份，既得了裡子，又保住了面子。

这样一个南京道，只需派官员过去，就可以收取赋税了。这种无需投入，就有产出的好事，就跟天上掉馅饼没什么分别。

杨逸的奏章送达京城，刘清菁不敢怠慢，不但立即撤去了杨家外面的禁军，而且亲自带着皇宫的珍玩，摆驾杨家，不由分说赐了杨氏一个二品诰命；在刘清菁看来，那个冤家不是孝顺吗，这样总能让他消消气了吧，当然，若是她知道杨逸连皮鞭蜡烛都准备好了的话，估计就不会这么想了。

这一翻大动静闹出来，满城百姓都知道了，东京的小报第一时间刊登了杨大学士妙取燕云的消息；杨逸这次谋过燕云的过程本就颇为出奇，再经这些小报百般渲染，杨逸除了冠军侯再世的名头之外，又多了个诸葛重生的美誉，街头巷尾、勾栏瓦子里读报的人口沫横飞，听报的人欢呼雷动。

那些“真理的捍衞者”更是不得了，仿佛燕云是他们收回来的一样，怎么说呢，在杨大学士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站在了杨大学士一边，捍衞了真理，他们有理由享受这份胜利的喜悦；他们一路嘘声的追在撤围的禁军后面，这回不扔臭弹了，扔的是鞭炮，噼噼啪啪，硝烟弥漫，让那些撤围的禁军就像在战场上抱头鼠窜的逃兵。

自大宋立国以来，就一直念念不忘想收回燕云之地，为此吃了太多的苦，遭了太多的罪，宋太宗兵败高梁河，大宋的脊梁几乎被打断，宋太宗身中一箭，只身逃回，最后还因箭伤复发丧了命。

燕云这两个字从未在宋人的脑海中淡却过，时刻象一把悬于头顶的利剑，把大宋压得喘不过气来；以前大宋养那么多兵，每年支出六七千万缗的巨额军费，占去岁入的六七成，很大一个原因便是燕云。

燕云之地掌控在辽国手里，大宋无险可守，东京以北一马平川，辽军只要突破三关，一日便能饮马黄河，这是大宋不得不大量养兵的原因之一，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除此之外，燕云还给大宋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枷锁，使得大宋的民风缺乏汉唐那样的朗朗大气；试看盛唐之时那些诗歌，何等大气豪迈，再看北宋的词作，除了苏东坡这个天生的乐天派外，北宋的诗词大都是低吟浅唱，闺阁春怨的作品，整体上根本找不到盛唐诗歌那种豪迈旷达之风。

当豪迈激越、俯视八荒的气概不见了，当低吟浅唱，悲春伤秋成了主旋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一百多年了，念念不忘了一百多年的燕云，压得大宋喘不过气来的燕云，终于被收回了，这一次，杨逸就像是把大宋头顶悬着的那把利剑搬开了，也把人们心头的那道枷锁打破了。

上到朝堂宰相，下到市井小民，无不弹冠相庆，奔走相告，东京城里比过年还热闹，鞭炮响个不断，人们买花载酒，庆祝狂欢，青楼酒馆里随处可见喝着醉眼蒙胧、犹大笑狂歌的人。

至于曾经那些怀疑杨逸叛国的人，现在最好别出门，否则脊梁骨都给你戳断，乖乖躲家里捂几天坑头吧，等那些“真理捍衞者”的兴奋劲淡些了，再从后门悄悄出去试试……

朝堂上风向也为之大变，之前很多骑墙派因为刘清菁兵围杨府，都加入了对杨逸的围攻，现在随着风向大变，他们也立即掉转枪头；而且为了弥补之前的错误，他们成了围攻王显等人的主力军，怎么狠怎么来，仿佛之前受冤枉的不是杨逸，而他们一样。

殿中侍御使王孟弹劾王显里通外国、陷害忠良、结党伐异等十条大罪；集贤院校理祝同弹劾杨畏贪污受贿、忌贤妒能、扰乱圣听、居心叵测等七大罪。

凡此种种，不一是足。

御使中丞、礼部尚书、大理寺卿现在可谓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朝堂上众叛亲离。

就连御使庞中谨都倒戈了，上表称自己受王显欺骗……，现在谁会信他，对这种基本节操都不要了的家伙，个个嗤之以鼻，你也别想跑掉。

刘清菁自己也担心杨逸怪她，对王显这些始作俑者同样气恼之极，一一贬谪安南去了，任是范纯仁等人出面求情也没用，这样她还怕杨逸不满意呢。

现在战事正紧，章惇以大局为重，觉得不如此不足以安抚军心，对刘太后的做法便也没说什么。

王显等人贬谪出京时，被城中那“正义的捍衞者”探知，不得了，臭弹再度来袭，据说王显的马车从家中出发，走到新宋门时，车里车外落满了臭弹，造成严重超载，车轴几乎要断掉！

直到开封的衙役赶来维护秩序，王显才不至于因超载而翻车。

对于章惇等人来说，现在紧要的是如何安抚好杨逸，杨逸辞呈都递上来了，这事不好办啊，辞是肯定不能让他辞了，但光这样是不够的；杨逸在军方的影响力无须赘述，此事造成的影响极为恶劣，现在不是安抚杨逸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如何安抚大宋军心；

处理不好必定会让前方将士寒心，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在前方流血拼命时，还要承受来自后方的暗箭。

这个问题可难坏了刘清菁与一干大臣，封王不行，封王的话跟直接同意杨逸辞呈差不多，因为按大宋的贯例，封王之后便不能再参与军政了。

最后御使罗城提了个建议，赐杨逸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