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集在洛阳、张掖、大兴各有座主府邸，位于大兴城平康坊卫王府是他出生长大的地方，仁寿二年被杨坚逼着出仕以后，便在大兴和张掖两边跑；等到朝廷东迁洛阳，大兴这座王府基本上沦为驻足的驿站，居住的时间少得可怜。

主人们不在的时候，这里仍然有数十户人家一样生活，王太妃也时不时回来住一段时间，可是这个家，毕竟早已传到杨集的手上了；当主人不在的时候，王府这些人觉得少了主心骨似的。尤其是杨集向吐谷浑动兵前后，关中这个关陇贵族核心之地缺乏朝廷约束，充满了躁动的气息、充满了各种对卫王府不利的风声，留守大兴的王府奴仆、亲王、店铺伙计都有一种压抑和紧张的感觉。

随着主人和主母、少主带着巨大荣耀归来，那股压抑和紧张的气息顿时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心安的欢声笑语；主人们表面上没有对这个家做出任何改变，可他们就像久旱甘露，悄无声息的滋润着这个大家庭，让它泛起勃勃生机。

翌日，杨集一如既往的早起用功，刚刚梳洗完毕，杨集就得到下人来报，说是杨广让他去中华/殿参加早朝。

杨集一脸纳闷的说道：“今天是五月初一了？”

早朝向来以处理政务为主，而隋朝虽然没有什么武将不得干政之说，却也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概念，武将也因此拥有不必每日上朝的特权；而朔望朝会要隆重一些，具有一定身份文武官员都要到场。至于大朝会，那就是在京文武和州郡主官都要去，主官如果有事走不开，则由次官代替，是为朝集使。

杨集在隋朝的地位相当高，自然有资格参与朝会，只不过除了必须去的大朝会和朔望朝，每天必有的干实事的常参是能不去则不去。而他这个尚书令又成虚职、昨天也谢恩了，故而还以为五月初一到了呢！

萧颖摇了摇头：“五月初一还早着呢，也许是圣人有事相召吧！”

杨集点了点头，也只能这么解释了。

换上朝服，去到中/华殿开会，才知道雍州和并州北部又闹旱灾、又缺粮了。

之所以说“又”，是因为周、齐、陈对峙到现在，气候就显得十分异常；以前如何，杨集不太清楚，但是在他长大这些年里，隋朝年年发生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不是北方干旱寒冷、粮食减少，就是黄河、淮水、汉水泛滥成灾。总之就是没有一年正常过。

隋朝这几年的经济，虽然因为丝绸之路开通得到飞速发展，但是北方粮食储备却是显得有些不足了；而且大隋近来连连动武，朝廷又把大量粮食运去支援凉州，使雍州、并州、幽州等北方大州的粮食储备受到严重影响，分布在关中各地的知名官仓都存在空仓的现象。

雍州和并州北部自去年年底便干旱无雨，使小麦等农作物尽皆干死在田地之中，到了今年初，百姓几近绝收。朝廷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已经不是考虑收税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解决受灾百姓的吃饭问题。

而杨坚修广通渠，杨广修通济渠、永济渠、上接通济渠下接江南运河的邗沟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南粮能够迅速通过便捷安全的运河，源源不断的运抵灾情时有发生的北方，然后再用南粮、以官粮来平抑粮价，解决北方人的吃饭问题。

当数量庞大的官粮的“强势”北上，把粮价死死的压在斗米二三钱的价格之内，对此，百姓们自然是尽欢颜了，但此举却严重触动了大粮商的利益。大粮商们虽然不敢明着与朝廷作对，却能在缺粮的时候囤积居奇、藏而不售，当官粮售空，他们再以高昂的价格卖粮。更可恶的是，他们不卖也就罢了；还以各种方式、各种关系买走大量廉价的官粮，然后拿去囤积。对于这种发灾难财的商贩，历朝历代所采用的手段，唯有限量售卖。

面对这些可恶的粮商，历朝历代的皇帝倒不是不想严惩，他们之所以没有严惩，一是不敢，只因经营粮食的大商，皆是出自世家门阀；在这个关键时刻，你要是严惩他们，他们就能把市场和天下都搅得翻天覆地；二是不能，这个年代交通不便、运力不足，光靠朝廷的运力和手中的粮食，不能及时解决不了那么多人的吃饭问题，这个时候，唯有借助商队、渠道遍天下世家门阀。

当朝廷想扶持中小商贩时，他们扯出无商不奸的概念，然后借助农业是一国根基的理念，迫使朝廷推出重农抑商政策，好使他们吃独家饭；当朝廷想收与所有商业有关的商税时，他们又说什么不能与民争利。

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为各行各业的垄断者，而朝廷对他们的依赖也会进一步扩大；而杨氏父子修运河的目的，既是加强朝廷对天下的掌控、方便南北人相互沟通、以南粮来解决北方人吃饭问题，同时还含有摆脱对世家门阀大商过度依赖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