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与岳城市谈关于抵押收费权的时候，提出过对原收费员的管理工作。起初岳城市提出来抵押收费权后，原收费站的工作人员都一并移交给胡氏集团。胡氏集团原则上不能辞退和解聘人，并要按要求支付人员工资和购买社保。保证收费员原来享有的各种福利待遇不变。

我对岳城市提出来的这个要求颇有微词。既然工资福利都由胡氏集团承担，那么对人员管理的人事权就该移交给集团公司。我不能让拿着我发的工资，却听别人话的员工。

后来几经讨论，最后形成一个决议，胡氏集团有管理工作人员的权力。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胡氏集团能解聘与辞退部分工作人员。

岳城高速收费员这个位子看起来不显眼，却是最稳定的一项职业。而且不需要太高的学历与智商，但工资待遇与福利待遇，却是很多人都艳羡的一门职业。

通常能进入这个系统的人，都是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人。像郑安邦和顿号这样靠实力考进去的并不多。

我的言外之意已经不言而喻，即便是郑安邦和顿号，尽管他们一直留在会议室没溜走，但只要他们不配合胡氏集团的工作，集团照样会毫不犹豫辞退他们。

郑安邦显然有些紧张，如果集团将他解聘，他面临的困难将会很大。房贷要还，老婆孩子要养，乡下父母也要养。失去工作，意味着失去收入来源，等待他的就只能是活活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

像郑安邦和顿号这样年龄的男人，基本都是家中的顶梁柱。一家人的生活都指望着他赚钱回来。这是个很尴尬的年龄，上有老下有少，中间还有个老婆要伺候。一旦出现一点意外，他们的腰杆子就别想挺直。

而且我发现一个规律，但凡在收费站工作过的人，很难适应到社会的其他工作中去。好像他们除了收费，其他事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顿号的表情一样复杂。他的处境尽管比郑安邦要好一些，但有一种寄人篱下的屈辱感时刻伴随着他。一个男人拿不出钱来买房子，不算是个成功的男人。

好像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思想，房子是家，没有房子，家不存在。

顿号的房子是靠他老丈人资助的，因此他在老婆面前很难抬得起头来。让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夫妻之间一旦出现争执，他老婆会怒气冲冲地喊他滚。

我早就揣摩好了他们的心理，无论是郑安邦还是顿号，他们谁都不愿意也不敢失去这门工作。

可是我有言在先，如果不配合胡氏集团工作，他们就得卷铺盖走人。那么多没来参加会的负责人，显然是没将胡氏集团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胡氏集团只是一个民营的企业，还不能将他们怎么样。

我偏偏要在这些太水头上动土！但前提是，我得先稳定局面不出乱子。

如果贸然将所有收费人员换下肯定不现实。毕竟收费工作还有许多方方面面的内容。慕青事先确实安排了人做好了预案，但突然全部换人肯定会让局面乱成一锅粥。

我需要郑安邦和顿号来帮我。只要过了这一道坎，胡氏集团顺利接手了收费工作后，再一个一个将不听话的人按在地上摩擦，是我的计划和底线。

就在我耐心等待郑安邦和顿号再次表态的时候，交通局的电话追到我手机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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