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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手术台，我才猛地想起术前缺乏了一个重要的程序。

术前精神疗法在临床应用中起到的作用，已经被论证了出来。无论是戴九，还是胡标，我在开展手术之前都与他们进行过不少于三次以上的术前神经谈话。

他们毕竟是成年人，在我深入浅出的引导下，明白和理解了手术对病症的决定性作用，也让他们将身心全部放松。可是小慧的孩子只是个孩子，才六岁，根本就不可能会理解我谈话的内容。甚至我所有的暗示，对他都不起作用。

术前谈话中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谈话艺术，那就是暗示。谈话的医生不会谈手术的风险，而是与患者讨论术后身体会出现的变化，这样就会让患者产生很高的期待性，由此将生命全部托付给医生。

其实我有准备要与孩子谈话的，但我在见过孩子几次面之后，最终放弃了。

小慧的孩子表现得与一般孩子不同，他很坚强，似乎心里拥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他才六岁，基本能生活自理。他从来不惧怕打针与吃药，仿佛他能明白，所有的打针吃药都是为了他未来能活着一样。

丛珊的要求我没答应，我确定自己是主刀医生，不管手术成功还是失败，我都会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医生不是救世主，也不是神仙下凡。我们医生都渴望自己的病人能很快好起来。没有一个医生愿意将自己的患者治坏治死。现实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医生在对患者进行诊疗之后，对家属会提出最佳的治疗方案，比如必须通过手术才能让患者获得新生的建议。

我们医生的这些建议，往往会被患者家属质疑，他们会第一时间问医生能不能保证。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提问，因为所有医生从职业的特征来说，他们都不会对任何人承诺。没有一个人敢保证手术都能顺利完成，也没人敢保证患者在术后就能百分百恢复健康。

人的生命都很脆弱，很多生命的密码人类至今未掌握。即便如导师，也不会轻言承诺手术没有风险之类的话。

小慧孩子的手术，我们事先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工作。现在医学的诊疗手段比过去方便准确了许多，但还是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出来。

比如当我打开小慧孩子的胸腔时，我就知道手术已经超出了我们事先制定好的方案了。

她孩子已经不是简单的心脏修复手术了，他的冠状动脉，以及瓣膜置换，甚至大血管都要进行修复。

我抬起头，与对面的丛珊用眼神交流了一下，我在鼓励她，她也在鼓励我。

体外循环系统很安静地运行，生命体征平稳正常。

我轻轻说了一声：“开始吧！”

香香作为护理负责人，亲自参与了手术室的手术活动。各种器械如行云流水般递上来，我全神贯注，就像在创作一幅精美的艺术品一样，一丝不苟地开始进行心脏修复。

我们外科医生一旦进入手术状态，此刻哪怕就是山崩地裂，日月无光，丝毫也不能影响我们的工作状态。

无影灯下，丛珊精巧地配合着我。我们从心脏修复开始，继而对冠状动脉予以调整疏通，将心脏瓣膜置换过后，最后才对大血管清理。

汗水从额头上冒出来，香香不失时机给我擦去。我感觉全身已经被汗水湿透，虽然手术室保持恒温状态，但紧张复杂的手术，纵然是华佗转世，未必就能温酒刮骨。

三层缝合完毕后，我看着孩子胸前一条巨大的如蜈蚣一样的伤疤，轻轻舒了一口气。

这道疤将伴随他过一生。

孩子被推下手术台，转送i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