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长子降生，潞王之国，两件都是皇家大事，连武清伯李伟在年尾去世的事情也被淡化了不少，除了皇太后哀伤一阵子，并且将武清伯由伯爵改为侯爵世袭之外，也就再无别的动静了。

不过新年伊始，国运却是不顺。

十一年初，缅甸蟒应礼率众犯腾冲、永昌、大理、蒙化等地，杀掠军民无数，继而又攻陷顺宁，指挥使吴继登，千户祈维垣战死，局面大坏，云南方向束手无策，一夕数惊，六百里加急的告急文书，不停的送往京师。

二月时，皇帝从云南巡抚刘世曾之请，命南京从营中军刘铤为腾越游击将军，武靖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将，各统兵五千人出战，并檄调土司兵合战。

二月底，蟒应礼战败，其部被斩首六百四十余人，余部退走。

一事刚毕，一事又至，三月初，陕西大水，淹死者达五千余众，兴安州全城被淹，连官府衙门在内，几乎没有完好的房舍。

再有，南京从营点将出征时，兵部上奏，南京原额兵员为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一人，今见在三万四千二百余人，减员超过四分之三，宜令南京兵部按册清查补足，皇帝允其请。

整个万历十一年的开局，总体上来说，不是兵员不足，便是叛乱入侵，或是大水，给人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

国运不佳，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

而皇帝大事更张的，便是连接派出内使担任各地监军。

另外，取数千骟马，数千甲仗，前后超过二十万两白银，练三千人的内操。

这内操原本不能成事，毕竟皇帝手中缺乏武官，如果全部是用太监，不要说不会有实际的战斗力，连摆摆样子，参加一下校阅都很难办到。

现在因为张惟贤的介入，内操中混入了大量锦衣衞的武官，整个内操，当然办的有模有样。

几个御史，包括御史卢洪春，郭惟贤，还有魏允贞在内全部上奏折劝谏皇帝，内操之事，徒劳无功，虚耗国帑，且武夫弄兵于内，很难说会有什么不轨之心，变在肘腋的话，过于凶险。

这些话，当然被皇帝自动过滤了。

普通的外臣很难想象，亦很难相信，苦读圣人经传，以报国忠君为已念的他们，在皇帝心中，真的没有一群去势的家奴可信。

这是士大夫们很不愿相信的事，不少名臣，包括东汉的党锢之祸，就是这么来的。

历朝历代的君子们就是搞不清楚，为什么皇帝信那些粗鄙无文，去势后心理残缺的阉人，却不相信他们？

在帝王心中，不论你是君子或是小人，首先健全的人就有自己的家族，有亲朋好友，有这些的人就无法没有私欲，而太监去势之后，杜绝六亲，长在宫禁，除了忠于皇帝之外，别无任何选择。

他们就是藤蔓，只能依附于皇权的大树之上。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判断并不错，象东汉末的尽诛宦官，就是因为帝权衰落，唐之藩镇强大到盖过皇权之后，太监们也是被诛杀干净，五代十国时的南方刘汉干脆将所有朝官一律阉割，这样大家全是太监，大哥不说二哥。

阉割朝臣的做法当然不是常态，到大明时算是三权分立，勋贵掌军权，文官掌政权，太监居中制衡，现在勋臣完蛋，只剩下太监抗衡文臣势力，是皇帝信的过的家奴不说，还是权力轮子中的一极，这样的话，稍有智识的皇帝都不会自废武功。

司礼监和东厂，算是内廷权力的最重要两极，派出去的镇守太监，算是内廷权力的外延，但外派太监的普遍问题就是胡乱干涉军政，自身能力又十分有限，这样招致了比在京城干预内阁和部务，监视百官更强烈的反弹，这几十年来，很多镇守太监被召回，比如辽东镇守太监早就被召回几十年了，大本堂里议论军政只剩下巡抚和总兵，镇守太监的角色不复存在。

现在皇帝又重新派出太监，大练内操，实在是叫朝官无语啊。

关键不是皇帝信用太监什么的，是皇帝愚蠢的破坏平衡，打破现有体制……不过文官们又不能直说，只能做隐晦的反对，只能说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实在也是太辛苦了。

万历没有理会这些事，他的心情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