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格物致知的风波，如果说开始惊涛骇浪，结束的过程意外的短暂，但是却不平静。决心以死明志的刘宗周黄宗羲，在他们的学生详细的汇报了整个过程后，默默的收拾离开。陈燮是什么人？你要拿妖术鬼神来说他，那是亵渎了这位大明的擎天之柱。就算是刘宗周和黄宗羲再怎么偏狭固执，在格物致知的问题上，已经没有任何说辞能解释的通。一张嘴再怎么能说，也不会有亲眼目睹的效果来的直观。什么是格物，什么是格物致知之后产生的力量，陈燮已经诠释的非常清楚了。一个木桶，一根管子，一杯水，就这么简单的实验，让很多人明白了一个道理。世间万物很多道理，得去动手才能发现，闭门读书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正如大明的读书人，挽救不了摇摇欲坠的大明江山一样的道理。幸运的是，这是一次学术上的争论，而不是文武之间的对抗。围绕着什么才是格物致知的正确理解的话题，第二天的《明报》上开始了新一轮的探讨。之所以是探讨，原因是措辞没有之前那么激烈了，投稿的人则变得比较复杂，不再是单一的东林——复社一脉，也不在是单纯的声讨陈某人的倒行逆施，更不要提什么在先贤牌位前跪下谢罪的话。有一种观点很有趣，作者的笔名叫匹夫之责。他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念，假设先贤们对于圣人原话的理解并没有错，只是不够全面。这样的话，就不难理解为何会有奇巧淫技一说。也就是说，圣人并不反对奇巧淫技，历代君王对于能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创举，也给于了高度的评价和待遇。当今天子，不也一度下诏，要求民间有识之士，献犀利之火器么？格物致知，应该是包罗万象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领域，这大概才是圣人最初的意思。这样的观点比较温和，给“圣人”们留下了足够的颜面。客观的说，中华民族的整个道德体系，离不开这些神圣的奠基和后来者的弘扬。从一个民族的历史角度看，这些历史上被推崇的先贤们，或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整体上来看，他们足够当的起“伟大”二字。毕竟在当时的文化水准和社会现状，能够做出超出常人的理论研究，这本身就当的起伟大。回过头来看，正是因为后来者对圣人学说进行了一整套的整理和完善，并且是根据统治者的需求来进行诠释的体系，一方面有助于某个王朝的稳固和长治久安，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保守偏狭等等负面的因素。阻碍了这个民族向前发展，最终起到了一个反作用力。三百多年后，西方列强的大炮，唤醒了这个民族的精英们。他们在黑暗中孤独的摸索，艰难前行，披荆斩棘，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不懈的努力，最终让中华民族重新站了起来。可惜那是三百年之后，现在的陈燮，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封闭的屋子，四周没有窗户，怎么才能看见外面，怎么才能迎来光明？很简单，没窗户是吧？那就开几个窗户好了，前提是这个开窗户的人，不会被这个时代的惯性踩在脚下。陈燮恰好是一个开了挂的穿越者，这个时代的人对他来讲，构不成任何威胁。于是，窗户开了一扇又一扇，而且还越开越大。格物致知的出现，本质上是在挖这个民族学术体系的墙角，动摇所谓奇巧淫技的观点，动摇商贾低贱的社会价值观。这些事情，一件接一件的来，慢慢的改变这个民族，每一次改变，都是伤筋动骨的改变。咨议局，是冲着士大夫阶层把持特权去的，格物致知，是冲着学术根基去的。江南没闹起来，京师自然也就偃旗息鼓，一场暴风雨消于无形。没能撼动陈燮，就不要说撼动皇帝改良的决心。这一点整个官场是有共识的，皇帝和陈燮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嘴巴上让皇帝信服，而是建立在陈燮实实在在的惊人成就之上。换成别的皇帝，在经历了十多年的艰难困苦之后，也会信任一手改变局面的这个臣子，更不要说陈燮对其他的没啥要求。他表现出来的能力还不是最重要的，他表现出来的忠诚，才是皇帝最看重的一点。相比之下，那些口口声声终于大明，愿意为君父去死的大臣，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哪个不是在往后躲。真正义不容辞往前走，赴汤蹈火的为国家去战死的文臣，屈指可数。京师，消息传来的很快，巡抚朱大典，镇守太监韩赞周，南京的六部，都有奏报，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内阁，送到皇帝的面前。奏报内容很仔细，每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看完这个奏报之后，内阁方面什么都没说，立刻开会，启动新的考成法的指定工作，按照皇帝的要求，对考成法进行修改。加入咨议局监督的事项，并注明，仅限于江南山东辽东三省试行。朱由检看了奏报，完全是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下意识的扭头问身边的王承恩：“大伴，这些都是真的？朕怎么觉得跟神仙手段一般？”王承恩也点点头道：“万岁爷，奴才也觉得不真实，可是这奏本上明明白白的写着，就算是寻常人，按照这个来做，也是一样的结果。奴婢心里寻思，这事情千真万确。圣人肯定是对的，错的是后来人，理解错了圣人的意思。陈阁部天纵之材，当世无双，不敢说后无来者，前无古人是肯定的。他的理解，应该是不会错的。奴婢就不多言了，免得露怯献丑。”“这话有道理，圣人的道理，被后人理解错了，或者说理解的不全面，这是有可能的。说来也怪啊，这么多朝代，这么多年，居然没出过一个人，能真正的理解圣人这句话的意思。朕觉得吧，陈思华的理解，也是片面的，不过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圣人的话，也是说的通的。还是应该集思广益，从各个角度来解释圣人的意思。”在这个问题上，作为皇帝的朱由检，行动上可以无条件的支持陈燮，言论却只能两边都照顾到。毕竟现行的理论和理解，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无数的后人在圣人言论的基础上，不断挖掘和完善的产物。对与错，很难区分，你不能说其他解释就是错的。秋收开始了，这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任何人都不敢有懈怠之意。战乱平息之后的直隶，生产得到了一定的恢复。陈燮的格物新说，在一些本来就不满现状的读书人来说，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尤其是在今年的旱情面前，来自登州的蒸汽机，在民间的抗旱中大放异彩，成为了格物新说又一个有利的证据。传统的水车，没有人说是奇巧淫技，蒸汽机更没人敢说了。一时间，格物新说在整个大明的疆域内，在读书人之间传播。朱由检作为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一个举动。让东厂和锦衣卫去收集了很多事实，作为格物新说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应征的论据。比如说蒸汽机在北直隶的抗旱中发挥的作用，比如说登州产的四轮马车，因为弹簧钢的使用，载重和舒适性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又比如在战场上出现的登州火器，无论是鸟铳还是火炮，都验证了格物新说的正确性。当然，也有反对意见，但是这种反对意见，只要一句话就能灭了他。“当初建奴入寇，流贼肆虐的时候，你怎么不出来说话？”实际上这两者，根本就不能混为一谈。一个是学术问题，一个是实际能力问题。一君一臣，互为呼应，相互配合，事情一点一点的往前推进。就内心深处而言，朱由检未必全部认同陈燮的观点，但是认同不认同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观点对皇帝的统治有用，对大明的延续有用。中国的皇帝，从来都是现实主义者占主导地位，没几个是理想主义。秋税收上来后，商业税收再次碾压了土地税收，区区三个船舶司，加上三个省的商业税，总数达到了四百万银圆。相比之下，全国的田赋则达到了一个最低谷，仅仅三百万银圆。当然这里面有北方各省减免田赋的因素在内，但是朱由检不这么看。就算是田赋能比商业税和海关来的多，但是你看看一共才几个省收商业税？一共才几个开海的点？巨额的收入，坚定了朱由检的信心，再次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下了一道圣旨，昭明天下。“南直隶设格物院，总领天下格物新说之成果。”什么意思呢？在南京设一个格物院，这个地方的作用，就是把格物新说的各种观点，一一汇总，著书立传，教育天下。这一下，局势不可逆转，这个点上的内阁，根本就没有任何抗拒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