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案件实际上并无进展，但田律师的客户关系还是维护得很好。

虽然只当面谈过两次，关虹在交了双份律师费之后，又先后应田盟的要求，转了两笔三十万的款项过去。也就是说，为这个案子，她已经付出了总共一百四十万元。

“这两笔款子又是什么原因啊？”唐宁后来又在视频电话里问王清歌。

“第一笔是说申请取保候审，第二笔说是修改审计报告，可以把对她丈夫不利的部分去掉。”王清歌回答，就这么复述一遍都觉得荒谬。

“但是没有协议，没有收据，转账备注写的也都是律师费，是吧？”唐宁猜测，田盟这样的老江湖肯定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出错。

“对，”王清歌果然点头，“前面两笔总共八十万还是打到华赫所的公账上的，后来这六十万就干脆是私人银行卡了，而且还不是他自己的名字。”

唐宁一点都不意外，又问：“那理由呢？”

王清歌回答：“他跟关虹说，会去和第一被告那边谈条件。还有，就是公检两条线上找关系。”

“两条线找关系？”余白目瞪口呆，这显然就是指行贿了，田盟这人还真是一路突破底线。开头多请一位律师，估计也是两头骗，跟丈夫说是妻子提出来的，再对妻子说是丈夫的意思。反正当事人关在裏面，全凭律师一张嘴。

“可不就是嘛，”王清歌也感叹，“他一直向关虹暗示，说他手头有资源，检察院起诉的时候就至少可以拿掉一个罪名，等案子到了法院，再争取一审轻判和判缓。但其实这个案子并没有那么复杂，张佑是初犯加从犯，取保基本没问题，轻判和缓刑也是可预期的，也就是说田律师根本不用动用所谓‘资源’，坐在那里博个概率就行了。”

“那后来呢？”唐宁还等着听下文，“家属怎么觉出不对来了？”

“不就是这几天实习律师的事情闹出来了嘛。”王清歌看了一眼胡雨桐，对这件事两人都颇为自豪，“家属发现，原来这人连劳动纠察大队都搞不定。而且，田律师估计正为这事闹得扯头发呢，没空应付客户，营销也有点乱套了。关虹发现他在微信群里发的一张检察院的照片，跟他发在微博上说自己在外地办案的根本就是同一张。而且，她这几天在群里问案情，都是另一位年轻律师回复的，电话打过去也是助理接听。最近一次通话，干脆连助理都已经换了人，她报上名字，对方根本不知道她是谁，还得把事情从头说一遍。再加上丈夫一直没能取保出来，她觉得有点不对，昨天就到检察院找办案的检察官问了一下案情。结果，你猜怎么着？检察官告诉她，取保的申请才刚刚交进去，根本不像田盟原来跟她说的第一时间就申请了取保。也不知道是忙得没功夫呢，还是存心拖时间。所以，她才找到我们维权群来了。”

“但是，接下去该怎么办呢？”胡雨桐已经在考虑更加具体的问题，“要说是行贿，家属宁可自己吃进，也不会愿意做证，否则同样可能被追刑责。”

“除了行贿，还能是什么罪名呢？”陈锐在那边问，就跟老师上课似的。

“你觉得呢？”分会场还有一位唐老师，点名问余白。

余白想了想，给刀笔定个什么罪名合适呢，最后回答：“诈骗。”

视频两边，两位老师笑而不语。

胡雨桐想得更周到一点，表示不敢苟同：“没有书证，只有转账记录和关虹的说法，田盟还是有可能不认的呀。”

“是呀，这人做事还真是滴水不漏，”王清歌也是忿忿道，“没有合同，没有收据，转账备注写的都是律师费，他完全可以辩称这些都是正常的收费。就算在办案过程中有违规的地方，得先去律协投诉。觉得律师费收得不合理，也只能打民事官司追讨。要定诈骗罪，还是没有可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啊。”

的确，一对一，your words against mine，田盟完全可以辩称是关虹单纯觉得律师费太贵，事后想想又反悔了，所以才找个理由索回。

但这一点，余白也早就想好了，答：“诈骗罪主要就是看索款时是否实施了欺骗手段，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前面两笔有委托协议的不算，就拿第三笔款项为例，田盟收了关虹三十万为张佑办理取保候审，只存在两个结果，取保成功或者取保不成功。不管成与不成，到时候让关虹打个电话给田盟，做好通话录音，至于要问什么，你们懂的。”

王清歌和胡雨桐对视一眼，点头。录音属于视听资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且又是关虹自己的电话录音，不存在侵权问题，还有电信通话记录作为佐证。

“另外，”余白再加个双保险，“关虹不是说最近一次打电话给田盟的时候，助理换人了嘛，那前一个应该也在你们那个维权群里吧？”

王清歌听得一愣，这才笑出来，说：“是哦，这就是第二个人证了，田律师这回恐怕是要进去唱《十年》了。”

到这时为止，田盟在这个案子上收费一百四十万，就算前面两笔是正规的律师费，不计算在内，诈骗金额也已经达到了六十万，够得上“特别巨大”了，那就是十年以上到无期的量刑。

学生们还在讨论答案，两位老师已经在谈生意了。

“关虹这个案子你做不做？”陈锐问唐宁。

唐宁看着他，饶有兴味地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