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部的尚书侍郎们无疑是目前大明帝国官僚阶层的最顶峰，在嘉靖皇帝还没有发动清洗的时候，宦官和勋贵们把持这一切。

明朝的宦官实际上是类似于今天的秘书处，在大明的政局之中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属于皇帝的辅助者，朱棣和他身后的皇帝不断的提高宦官的权利，实际上也是为了平衡外朝六部内阁的权力。

朱元璋不愿意武人权重，重视儒生文人，到了朱棣的时候，因为他自己就是武装夺权，生怕别人也是有样学样，所以继续加大文臣之权。

这样的不断加强，文臣已经是可以操持天下之事，为了避免这一点，宦官的地位也是越来越重要，嘉靖皇帝在清洗的时候未必不知道这一点，可是当时外面的情况给他造成了一种假象，那就是他若不动手，自己就是危在旦夕。

偏偏动手之后，才发现事情如此的简单容易，那些所谓控制朝政杜塞言路，阴谋篡权的勋贵，太监，武将们被轻而易举的扫荡一空，因为清洗牵涉的人太多，所以一时间在宫内司礼监还有其他监司衙门竟然是找不到替补的人选，但是国家大事还是要运转下去，外朝的文臣们理所当然的填补了这些职缺，把这些已经落在太监手中一百多年的权利收到外朝手中，权放出去容易，收回来可就难了。

嘉靖皇帝有这样一种感觉，他现在事事都知道，不过事事无他也可，内阁六部自己就可以独自完成，很多时候，皇帝仅仅是签署和批准的工具罢了。天下间沸沸扬扬的都是说当今皇帝如何的圣明，此时乃是尧舜之世，大明兴盛远远的超过汉唐，当然，舆论都是操持在文人手中。

皇帝重用文人，那就是尧舜之君。此时的京师武力牢牢的掌握在嘉靖手中，不过谁都是可以判断明白，第二次清洗发生的可能几乎没有，京师商团的被清洗，已经是触动了整个的统治集团。

如果说把现在的这批当权人也都清除掉，那整个统治集团也就是毁灭掉了，整个大明就有倾覆的危险，没有人觉得一个国家光靠着武人就可以昌盛不衰。

后来有人在史书中评价嘉靖时候的大臣们，说是“嘉靖年六部尚书之权重，直比汉之三公，天下之事，尽皆操控，君王虚置，以为圣明，或誉为君臣相得。”可也有这样的说法“黄锦，陆炳比夏言，严嵩，不知谁为伊尹，谁为霍光”。

内阁的五位大学士都是各部的尚书，他们决断天下朝政，六部的实际掌管者就成了左右侍郎。

户部侍郎司马泰就有这样的感觉，在三年前，户部若是有什么行动，没有和司礼监打好招呼那是必然不会成功的，而且就算是司礼监通过了，皇帝那里还要作出最后的判断，可到了今天，户部的各种事情，只要是户部尚书点头就可以通行了，很多时候，他自己就可以做主。

这三年来，原本归于内朝手中的税监，矿监之类的职权都是慢慢的被户部拿了回来，大明天下最有钱的这些人各个都要把户部当成祖宗一样供起来，大通钱庄在几年前的时候，仗着自己是魏国公的产业，下巴都快要翘到了天上去，每日也就是巴结司礼监和东厂的那些人。

清洗之后，干股就乖乖的送上了门来。

大通钱庄的生意逐渐的扩大，这干股带来的钱财就好像是聚宝盆一样，已经是把一个户部侍郎几百年赚不来的银子赚到了家中，不过司马泰不满足，干股算什么，他是经营天下财赋的官员，自然是知道现在的钱庄能够赚到多少银子。

大通钱庄的背景身后，在钱庄的身上拿到了干股已经是很不错的待遇，山西的那些钱庄都和当地的藩王还有边镇关系深厚，也不能去随意得罪。

这个时候，三江商行进入了他的视野，这个商行的生意做的风生水起，也有做的不错的钱庄生意，三江商行在京师之中的人头看起来很熟，而且也多有庇护的人，不过这些关系和保护伞也都是些花钱买到的关系。

说明三江商行并没有什么背景，也许是趁着当年的关外垦殖的时候发家发财，在户部动用锦衣衞调查的档案裏面，三江商行和海上的贸易也有这样那样的关系，不过现在天下间只要是经营钱庄的，只要不在内陆省份，哪有不和海上有关系的，并不能说明什么，大通钱庄在南京的总号和在杭州的分号，主要业务就是江南工商和海上贸易的银钱往来。

既然没有什么背景，那可就是悬在半空中的一块肥肉了，司马侍郎很想上去吃一口，要是咬了下来，这可就是子孙万代的财富了。

不过他也不敢轻举妄动，毕竟三江商行上下打点的好，而且总号还是在辽镇，辽镇军将也是嘉靖皇帝的潜邸旧人节制，也不是好惹的角色，万一，三江商行的背景是辽镇的某个大佬，那可就是惹了一身的麻烦，不如要些干股到手上。

今日在银街的大通商号裏面听说，三江商号的东家从辽东过来，可是那个从南京过来的商公却觉得这个东家是武将，这情况一方面是印证了他的判断，让他有庆幸没有贸然的对三江商行下手，二来是觉得这就是一个机会，边镇大将无旨宣召，贸然进京这可是大罪，只要是调查的明白，通过兵部的人狠狠的参他一本，来个罪产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