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九日、拂晓
莱泽因
卡帕早早地醒了过来，尽管距离他睡下才过去了不到四个小时。
房间还比较漆黑，他躺在床上，头侧向一边，注视着蒙蒙亮的窗外，思考着一个问题。
国际平等联盟的人怎么还没有来找自己？
是妻子在路上遭遇了不测？
是妻子顺利抵达了莱利斯特市，但还没找到办法安全地与国际平等联盟的同志碰头？
还是国际平等联盟已经收到了妻子的消息，正在想尽办法与自己接触着？
无非这三种可能。
卡帕也不知道自己是出于感性还是理性，极其果断地排除了第一种可能，而后开始细致地研究起后两个的概率。
克莱曼婷与孩子们二十二号出发，截止今天已经超过七天。从莱泽因去莱利斯特市用不了太久，过去这么久怎么也应该在莱利斯特市待了两三天了。
如果是苦于没有合适的办法接触绝对可靠的同志，将这一绝密情报告知给对方，那克莱曼婷想必也不会傻等着，近段时间内就会强行接触对方。
因此若真是这个可能，国际平等联盟的人还得三五天才能与自己取得联系。
可要是后者，那就麻烦了。
卡帕自己也更倾向于是国际平等联盟知情后没有好的方式与自己碰面，毕竟自己作为报社的记者，临时政府重点保护人员，出行时都会有最少两名士兵跟随，住处也有士兵巡逻看护，国际平等联盟想绕过他们见到自己确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就算其实是第二种可能，最后国际平等联盟知情了也会有这么一步，所以无论如何都得解决身边有士兵保护、监视的问题，才能保证自己与国际平等联盟的联系通道畅通无阻。
而针对这一问题，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想办法支开士兵。
自己身边没有了临时政府的人，国际平等联盟的同志想来见自己就易如反掌了。
那么怎么支开士兵，让他们在不对自己产生怀疑的情况下，离自己远远的呢？
时间一晃，卡帕来到了报社工作。
可能是因为绝密资料都还在，总编拜伦没有过于将办公室被破一事放在心上，上午见到卡帕后，还笑着问了一句：“她来了吗？”
这显然是在问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情人。
拜伦帮卡帕支走克莱曼婷和孩子们，就是为了让这位老下属能和情人生活在一起，记着他的好，继续为他踏踏实实地工作。
卡帕装出期待，回答道：“已经在路上了。”
这个回答是他提前想好的。
他料到拜伦迟早会问这么一句，而他又完全不知道国际平等联盟那边进展如何，在时间已经过去一周，后续还是未知的情况下，‘在路上’这种说了又等于没说的含糊字眼无疑是最好糊弄的。
“奥伦多市离莱泽因不太远吧？而且你不是说这个女人早就蠢蠢欲动了吗？怎么一个星期了还在路上？”拜伦疑惑道。
“啊，是这样的……”卡帕硬着头皮解释道，“她母亲那边出了点事，耽误了些时间。”
“祝你们早日见面。”拜伦没怀疑，结束了与卡帕的聊天。
卡帕坐在工作位前，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不能再拖了。
最多再用这样的理由搪塞三天，时间更长的话，拜伦肯定会产生怀疑。
人一旦开始升起疑心，很多东西都会被自然而然地串联在一起，在潜意识中渐渐地将增强，令不相信变成或许可信，再从或许可信变成坚信。
比如卡帕看着很靠谱的一个人，忽然说自己有了外遇，要支走妻子孩子。
比如卡帕独自留在报社里加班，刚好当晚报社就被国际平等联盟袭击，办公室的门还被强行打开了。
比如几乎没什么存在感的卡帕竟多次主动提议自己去监狱进行采访。
这些平时看着还好，可抱着怀疑的心放在一起去想，那结果要多糟糕有多糟糕。
想杜绝这一局面滋生壮大，国际平等联盟同志伪装的情人、国际平等联盟行动队与自己取得联系，这两件事就总得有一个在三天之内到来。
前者先到，卡帕的安全可以得到保证。后者先到，卡帕把证据交给对方，直接躲起来，或者干脆在国际平等联盟的护送下前往莱利斯特市与妻儿团聚即可。
但情人什么时候到，不是卡帕自己能决定的。他力所能及的唯有想办法扫清自己身边临时政府的力量，给国际平等联盟留驻在莱泽因里的行动队接触自己的机会。
只要能接触到，把那些含有完整证据的胶卷交到对方手里，他们最重要的舆论战胜负就基本确定了。届时情人来与不来，意义不大。
卡帕也算是为美丽新世界的诞生贡献出了宝贵的力量，让自己正逐渐暗淡平庸的人生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光亮。
要么……伪装成患有传染病？
冥思苦想之际，听到同事的咳嗽，卡帕升起了个大胆的想法。
生病，最好是患有传染病，这样别说士兵们了，拜伦都不敢让他留在报社，已经掌握充分证据的他百分之百会被送往医院救治。
医院出入人员复杂，再加上一般人都会离传染病患者远远的，国际平等联盟行动队在医院接触自己要相对容易不少。
不过在士兵们的跟随下，自己莫名有了传染病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一个没弄好增加了自己身上的疑点可就不好了。
要真想用这个办法，最稳妥的方式就是真得病。
藉着去拍摄素材的名义，到一些环境恶劣的街头物色合适的对象，刻意接触患者，患病顺理成章，找不出半点疑点。
其中最大的风险只不过是自己的健康。
再不挣扎都快要死的人了，再不挣扎前面所有努力都要白干了，现在染上个病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