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叙州的邓名接到了院会的提案，其中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只是表明了院会的态度，要求帝国政斧和军队为汉人的知识份子记录历史的自由做出更多的努力。“我们身处战争之中，”邓名并没有立刻把手下叫来宣读文件，而是看着那份提案自言自语：“如果不是在这个疯狂的时代，文字狱的对错即使是一个中学生都应该知道对错，都会不假思索地选择站在汉族知识份子一边吧，哪怕这个中学生的户口本上写的是满族。而战争扭曲了人的是非观，让人觉得这些人的家产似乎更重要，其实也扭曲了我的，如果放在我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是不会如此态度暧昧，在这个问题上犹犹豫豫，而是会旗帜鲜明，用我全部的力量去与汉文明的敌人作战。”邓名召集了叙州周围的军官，向他们宣布了参议院和帝国议会的提案：“院会命令，我们应该做的比现在更多。”“比现在更多？”不少人都疑惑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要我们做什么？”“院会还不不会下命令，”邓名觉得也是不敢下命令给自己，所以才给了这么一个几乎没有约束力的提案：“就我的理解，因为我们反对清廷因言罪人，所以正在进行的活动，比如向被迫害的士人提供军火和其他军事帮助，这些活动都要保留；而我们还需要提供更多的帮助，以完成院会的命令，比如协助被迫害的读书人逃离清廷控制区，在以后同清廷的交战后，主动替他们向清廷索取赔偿，等等。”根据之前邓名下达的命令，明军是不干涉清廷地方官的司法权的，比如攻破九江后，邓名就不释放牢狱中的犯人——而根据一般争霸天下的原则，这些犯人都会被编入明军的军队。路过清军控制区的时候，明军也不会阻止清军的衙役捉拿杀人、抢劫的大盗，如果山大王却有绑票、抢亲的劣迹，明军也不会承认他们是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友军，而是听任清军围剿。这种政策是邓名和湖广、两江总督的默契，多年来一直如此，因为邓名认为不能因为王朝争霸而去破坏这种保证地方百姓生命安全的秩序。在山东和浙江，扶清灭明军和靖难军依旧遵循传统的争霸路子，虽然有大量缙绅参与，但对土匪和罪犯也要比川军宽容的多——邓名甚至下过命令，如果有土匪趁着明军过境的机会试图攻击湖广和两江的城镇，那明军应该支援城镇的守卫者。以前多次出现过土寇看到明军过路，清军退缩到府县防守就出来大肆绑票、勒索，那时邓名就会下令明军抓捕，然后递交给清廷的府县去审问——比如朱国治在邓名下江南时丢光了安庆周围的绿营，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明军肩负起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逮捕了大批山贼头目移交给蒋国柱派来的官员。以前邓名只干涉清廷对同情明军的士人的镇压，比如每次邓名下江南跑来要求起事的士人，邓名就明确要求价两江总督衙门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如果位于明军保护名单上的人犯下命案被追究的话，明军也会要求两江总督衙门提供确凿的证据。不过今天邓名修改了这种政策：“如果江南或是其他什么省的清廷官员试图因言罪人，即使这个罪犯不支持我们，我们也不能坐视，应该帮助他和他的家人进入我军控制区。”邓名斟酌了一下：“不过院会并没有明确要求我们为此和蒋国柱开战，所以还是不要武力威胁了，江南大乱对帝国不一定有利，暂时我们也控制不了江南，所以我军依旧不介入。”……七月中旬，南京，两江总督衙门。江南的证券交易不久前在扬州大张旗鼓地开张了，南京这座城市是万众瞩目的焦点，蒋国柱没干把证券交易所开在这里而是挪到了运河入口的位置，那里也不是林启龙或是周培公的衙门所在地。北方的百姓或许还蒙在鼓里，但东南的缙绅和胥吏很快就纷纷得知朝廷已经默许了漕运改革，而四川的银行也开始努力推销发行他们的漕运债券来分摊风险、筹集资金。将来如果运作顺利的话，四川的银行还有在武昌、九江、扬州和杭州几大交易所里出售更多债券和股票的打算。“朝廷已经下令给浙江，让赵国祚立刻给明史案结案。”一个幕僚向蒋国柱报告道，这次朝廷彻底推翻了之前的结论，皇上和太皇太后下达了圣旨、懿旨，宣布大清尊重中国和儒家传统，对之前历朝因言罪人的行为深恶痛疾；这次明史案的爆发也是朝廷受到了小人的蒙蔽（比如吴之荣），误以为这是一桩谋反串联。现在既然查明这只是庄允城在书写历史，而不是进行谋逆串联，那朝廷自然收回成命，至于书中那些有争议的用词和称呼，以及年号不奉本朝正朔的问题，太皇太后表示这她根本就是一笑置之——清廷气量宏大，根本没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虽然庄允城等人在遇到冤屈时手段过激，没有向圣明的天子和朝廷解释而是武力反抗，但考虑到朝廷有错在前，太皇太后也代幼年的皇上表示：“天下有罪，罪在朕躬”，庄允城的罪行一律赦免。虽然朝廷为了面子没有明说，但蒋国柱听说还有一个招安问题——虽然燕京赦免了庄允城，但对方肯不肯接受赦免，是不是会老实地交出府县还是问题。在四川人的斡旋下，赵国祚同意暂停湖州、嘉兴两府的科举，让庄允城和他的同盟把持这两府的官职，等到什么时候庄允城等人觉得放心了，同意交出被他们窃取的府县衙门了，那湖州和嘉兴的科举才可以回复，这两府的士人也才能出去做官；除此以外，庄允城他们还要保证缴纳应付的朝廷正税，取消靖难军的称号改编为绿营，杭州给靖难军十个营四千兵马的编制，庄允城集团可以从应缴纳的税款中截留相符的军饷，将来恢复科举后这些军队也可以被保留为两府的官兵。“这是四川领事的公函。”幕僚又拿出另外一份文书来，这是四川派驻南京的办事处送来的，上面明确表示四川不会参与到清廷策划的文字狱中，而且还会努力帮助被陷害的人逃离。“只是逃离江南吗？”蒋国柱问了一声，脸上神色不变，文字狱这件事几起几落，一开始让蒋国柱也显得很担心，暂停过进度。但现在两江总督重现变得宠辱不惊起来，又开始罗织罪名，显然是准备大干一场。“是的。”“唔。”蒋国柱点点头，甚至没有把四川领事的公文仔仔细细地看上几遍。“朝廷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明史案是因言罪人了，但其他的是不是还不好说，而明史案之所以变成因言罪人了，也是因为庄允城势大难制了。现在朝廷要集中力量对付邓名，对东南也有所提防，朝廷虽然不想丢面子，但也绝不会投入巨额的人力物力在东南。”蒋国柱在心里琢磨着眼前的局势，反正只要浙江能够把漕运给燕京送到，燕京暂时机会继续对浙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漕运那局面就没有继续恶化，对付邓名到处都需要用钱，燕京肯定也是能省则省，只要灭了邓名或是完成议和，那在集中力量收拾浙江的麻烦（或只是庄允城、或是还需要加上杭州）恢复朝廷威信也不是迟。而江南这边的哭庙案和奏销案，燕京可还没有定姓是不是因言罪人，蒋国柱已经彻底想明白了，只要这两案的涉案人没本事闹得和于七、庄允城那么大，那这就不是因言罪人而是罪有应得。而是不能能够闹得和庄允城、于七那么大，明显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不是邓名。”蒋国柱想也不想地否认了幕僚的猜测：“赵国祚就是这里搞错了，他以为最关键的人是邓提督，所以一直想收买邓名就够了；而本官一开始犯的错完全一样，幸好赵国祚的前车之鉴，让本官没有一错到底。”“真正的麻烦还是这些缙绅本人，如果他们肯团结起来对抗本官，邓提督怎么都会卖给他们军火，又能赚钱，又能牵制本官，还能削弱朝廷的威信，他何乐而不为？光给他银子有什么用？他卖大炮、步枪不是一样有银子嘛。”蒋国柱扫视了幕僚们一眼，对他们说出了自己苦思所得：“但如果这些缙绅不团结起来抵抗，那邓提督也不会派兵替他们出头。”蒋国柱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成都和燕京的态度实际是完全一样：如果缙绅闹大燕京就招安，成都就支援；如果缙绅束手就擒的话，燕京就要江南将其定罪，部分抄查的家产上缴朝廷，而成都回来推销债券。“所以奏销案的人员名单，应该用新的办法来定。”蒋国柱以前制定名单的原则是：有钱、对朝廷不敬、有过逃税行为（对大明）；而蒋国柱拿出来的新原则是：没买邓名的枪，没有反抗欲望。“凡是和四川有联系的缙绅，一律不列入名单，本官可以给他们亲口保证，但他们也需要回报本官的好意，不去串联，不转卖四川的步枪给更多的人——”蒋国柱对幕僚口述战略：“而那些和四川没有联系的人，守财奴，胆小怕事的，都是此案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