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阮元认为读书是为大清培养治理地方的人才，但是对于兴办新式学校却并不抵制。和江苏等地官员对兴办新式学校采取放任自由，或是其他内陆地区的官员抵制新式学校不同，阮元在浙江对新式学校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他推行官督商办的办学模式，把新式学校纳入到了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之下，并采取了统一标准的教材，这使得浙江地区的新式学校发展迅速，且教学质量获得了保证。

原本按照满清的地方官员任职制度，在浙江主政将近10年的阮元，应当准备调离浙江的工作了。但是自从京城政变之后，虽然满清各地的督抚都还是在名义上尊崇北京的朝廷，但是各地的督抚在私下里都有了些小动作。

和珅等人虽然掌握了京城附近的地区，但是出于对各地督抚的警戒，拒绝把到了年限的地方重臣召回北京，削弱他们对京城的控制力。

而在王杰等朝廷重臣被问罪流放之后，各地督抚同样对和珅失去了信任，开始在自己治下培植私人的武装力量了，这也就助长了各地地方势力的壮大。

阮元本来是想当一个大清的忠臣的，但是被断绝了仕途上升之路后，就不得不为自己打算了。

此时的闽浙总督是吴熊光，在嘉庆死后察觉风向不对，第一个投靠和珅的人。作为回报，和珅就任命其为当时正空缺的闽浙总督。

吴熊光到任之后，就大肆搜刮民财孝敬和珅，以获取和珅的欢心。闽中原本就不是一个富裕的地方，自然这大部分的孝敬就落在了浙江人身上。

对于吴熊光的贪婪，闽浙两地的民众自然是愤怒的。和处于吴熊光直接治理下的福建不同，浙江士绅自然就想着推出浙江巡抚阮元，来对抗闽浙总督的权力了。

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和珅的势力基本在于黄河以北，以京城、河北、山东、山西最为强大。而在长江以南地区，除了福建和云贵地区之外，其他地区并不怎么把和珅的命令当做一回事。

于是各有需求的阮元和浙江士绅便一拍即合，双方合作之下浙江便脱离了闽浙总督的控制。吴熊光原本自然是不甘心的，但是南、北洋水师的建立，顿时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南洋大臣孙玉庭、南洋水师总办张百龄自接受任命之后，就以福建马尾港为母港，兴办南洋水师。并在福州兴办机器制造局和兵工厂。

南洋大臣和闽浙总督的权力本身就出现了重合，而孙玉庭、张百龄两人更是属于清流推选出来的人选，吴熊光立刻按照和珅的指示，对南洋水师的建立进行了阻扰。

在上有朝廷中枢对水师建设经费的贪污，下有闽浙总督的牵制之下，这南洋水师自然是难以办下去的。不过闽浙总督和南洋大臣之间的争斗，却让阮元和浙江士绅松了口气，凭借着阮元开明而宽松的治政风格，浙江一地的工商经济迅速发展了起来。

江浙商人势力大涨之余，也遇到了一个难题，江浙地区的市场已经容纳不下这些新兴工厂的产能了。

原本东方贸易公司在中国开办的工厂，山东地区工厂生产的产品面向整个中国的北部、西北部及朝鲜半岛。而江浙地区开办的工厂，生产的商品面向本地、沿长江地区、东南亚、甚至是中东地区。

而这几年除了山东的工厂之外，山西的商人也开始兴办工厂，北方市场就被这两地的工商业者所垄断了，江浙一带的商品完全被这两地的商人给抵制了。

原本通往东南亚、中东地区的商路，在英、荷、西三国攻占了婆罗洲之后，这条商路就被断绝了。

而沿长江地区进入内陆的市场，在现在这个各地督抚处于半独立的时代，长江上设立了多如牛毛的税卡，这极大的阻碍了商品的流通。而离开了长江，采用陆地运输的方式，这个运输成本将会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

因此在江浙地区的工商业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这些江浙商人们发现，生产的商品在急剧的增长，但是大多都积压在了仓库之中。经济危机的阴云，第一次笼罩在了中国商人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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