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首长不急不慢地说道：“给你五分钟，你说吧，我看看你有什么好办法。”最高首长的话说得很隐晦：在这里你就不要代替农民诉苦了，我们都知道，但也没办法一下子解决。现在你就说说你的解决办法就行，我们看看你有什么高招。重生而来的郭拙诚前世就是高官，自然不会傻乎乎地说目前和以前的政策都不行，他在这里肯定不会去抨击目前的政策，而是提醒一下中央大佬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争取比前世更快的解决它们。前世解决农民受委屈的问题直到2005年以后才真正开始，慢慢取消了农业税，大幅度提高了农业方面的相关补贴，加大了水利设施投资，……通过这些改革，社会上慢慢出现了农民比城镇居民还富裕的情况。与过去相反，到2010年以后，老百姓想取得农村户口比想取得城镇户口还难，想获得城镇户口只需凑钱在城市里买一套商品房就行，可要取得农村户口就难了。见最高首长同意，郭拙诚说道：“我们，包括在座的各位领导肯定都知道，目前我国国内的粮食平均价格只有国际粮价的一半左右，农民在家种田一年到头除了吃饱肚子，基本上没有钱赚，农民的积极性自然不高。我相信随着我国的政策鼓励私人开办公司、开办企业，将来的工厂、企业等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就势必导致这些工厂、企业需要大量的工人和员工。这些非农业人口从哪里来？一方面从现有效益不好的工厂、企业分流出来，一方面从待业的青年那里来，但这些分流的和待业的满足不了这个需求，更大部分只能从农村来。这是一件大好事，也是我们所追求的效果。农民进工厂、进企业肯定能大大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能大大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能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可是，这么一来也带来一个隐患，那就是进城进工厂、企业的农民都是青壮劳力，都是农村的骨干力量，他们的转移势必大大削弱农村的力量，对农业生产产生消极影响。本来我国的粮食就短缺，如果他们离开了土地，农业形势就更不容乐观了，也许粮食会更加短缺。有人也许会说现在城市里很多企业的效益都不好，工人的收入很低，农民未必会离开家，未必背井离乡。实际上，即使当工人的工资只有十几元、二十几元，只要除了吃之外能积余几元、十几元，他们都会出来的。因为这笔钱在他们看来可是难以企盼的巨款，能解决家里不少问题，买盐、买油，为孩子买衣服，供孩子读书。”这是前世人人都知道的民工潮，所以郭拙诚说起来的语气很肯定。众位高官显然被郭拙诚的自信所感染，都在思考：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农村该怎么办？郭拙诚继续说道：“我国人口众多，而人平耕地面积太少，现在就已经缺粮，一旦农村精壮劳力遗失，缺粮的问题就更大。怎么办？第一，我们采取行政措施，不容许农民离开，采取围追堵截的办法，采取严格的户口控制，逼迫农民不许动弹。这个方法好不好？显然不好！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真的用武力逼迫农民不许离开，那就是逆民心所想，施农民所恶，不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容易激起社会矛盾，容易造成社会的剧烈动荡，还会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费，会严重阻滞我们的改革进程，特别是阻碍工业的发展。那我们怎么办才好呢？俗话说堵不如疏。我本人建议是全面放开，农民愿意留的留下，不愿意留的就进工厂、进企业，让大家都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如此一来，我们就要多在‘留’字上下功夫，那就是怎么留住农民，怎么留得住他们？城乡之间的人才流动，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竞争，一种城市和乡村对人才的竞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增加农村的竞争力。要留住大部分农民，一方面我们要加大化肥、优良种子、农药、农业机械的发展，尽快提高农业产量。另一方面就是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让农民感到种地有利可为、有利可图。加上人们普遍有一种故土难离的心态，有一种对陌生地方畏惧的心态，加上亲情的影响，就能大大减缓他们离开农村的步伐，能留下更多的人在农村。”郭拙诚没有说“取消农业税”、“取消农民的迁徙限制”等激进措施，只说了“减轻农民的负担”这个中性而模糊的说法。他继续说道：“减轻农民的负担还好说，对于提高农产品价格的问题则涉及几个问题：那就是城镇居民特别是家庭困难的居民、效益不好的企业职工能不能接受粮食、肉类、蔬菜的价格变化？会不会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带来严重损害，会不会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我们能接受高粮价吗？高粮价的后果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我认为执行高粮价利大于弊。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就要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首先就是工人和企业职工的最低工资或者说标准工资要改变、要提高，或者国家财政对生活贫困的城镇居民进行粮食补贴，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应付这个变化。才能尽可能地减少他们的怨言。这是一个明显的弊端，显然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但这个负担是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减轻甚至从其他方面来消除的，我等下再做详细的解说。我现在要说的是高粮价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以及在我国有可能产生的好处。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高粮价会压垮经济。但是日本、英国和欧洲很多国家都是执行的高粮价政策，结果他们的经济一样高速发展。现在南朝鲜也是开始执行高粮价，其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增加，这些国家都没有因为高粮价而出现经济崩溃。回过头来再说我国，我认为高粮价的好处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国执行高粮价，那么农村的很多问题迎刃而解，特别是农民的收入会极大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他们就会产生巨大的购买力，就势必促进企业、工厂的发展，因为工厂的产品有了无限的农村市场。到时候，我们无须完全依靠外贸来拉动的经济，而仅仅靠农村新增的内需就能产生巨大的拉动力。有了商品流通，有了市场发展，我们政府的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就会大增，财政收入大增，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弥补给那些贫困城镇居民的粮价补贴，也能减轻我们政府的支出压力，改变国内各阶层之间的财富分配。可以说，我们的市场是相互联系的，不是简单割裂的，不是说农民得到的钱多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就少了，工人就会因为支付高的粮价而变得贫困。古代有人说天下财富是定数，有的人获得的财富多，另一部分人获得的财富就少。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财富是大家创造的，只会越创造越多，总数会越变越大，农民富裕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反而会大大增加。其实，让农民富裕也是我们的目标和努力方向，只有让农民富裕了才能减少贫富差距，如果我们故意压低粮价不涨，可让化肥、农药、柴油、种子、农机等等这些必须由工厂、企业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怎么办？也压住它们不让涨吗？如果压住了这些商品的价格，势必损害了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利益，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不高，他们生产的产品质量和数量就更加无法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也让我们缺粮的问题就永远无法解决。可是，如果我们不压住这些商品的价格而让它们跟着其他工业商品的价格一起升，那农民就更加买不起农业生产必须的化肥、农药、种子、农机，他们就会更绝望，他们就更会一窝蜂地涌向城市，宁愿去赚一个月几元、十几元的低微工资，就不会给土壤施肥，不会购买农机，对兴修水利的兴趣也没有。长久以往，我们的农业会越来越糟糕，会越来越退步，此次形成恶性循环。可以说，如果农民的收入不提供，对供应农村生产的商品涨价不好，不涨价也不好。假设现在我们执行高粮价呢？这个问题也就不成问题了，因为农民有了钱，他们能容忍价格上涨，能容忍这些企业获得合理的利润。到时候放开它们的价格就是，我们政府根本不必要操更多的心。现在假设政府对低收入的城镇人口进行补贴，我们的财政能负担得起吗？这就有必要算一算账，那就是我们该补贴多少钱给城镇贫困者，我们财政有能力帮助他们吗？”说到这里，郭拙诚微笑着看着眼前的大佬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