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红军总指挥部没有宣布何时迁往南京，但红军坐天下的气候已成，国内任何势力都不可能阻挡。

就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世界各国都睁大眼睛看着中国。其中表现最为关心最为紧张的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苏联。

苏联关心中国的局势是因为他们迷惘，他们不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突然出现了一支叛逆集团，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共产党一夜之间就不理睬共产国际的命令了，而且还人为地切断与莫斯科的联系。

虽然他们不断拍发电报，但电报如石头入海，一点反应也没有。他们不断派出联络人员，这些人员也一样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无论他们派的是中国人还是他们苏联人，都是在接洽到对方之前有音信，可是等他们一接洽到了对方，这些人就凭空消失了。

无论是他们这些人带了命令，还是带了规劝信，或者带的是商量的文件，或者纯粹只是一种询问，他们都没有片言只语的回答。

莫斯科的人怒了，立即宣布将江西那些共产党集体开除出共产国际，公开宣布他们不共产党，公开宣称将与他们断绝关系，并不再向他们支助任何东西，同时还向世界公开一些秘密文件，特别是公开红军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特工人员和秘密组织的情况，显然是想借刀杀人，想借租界的英法军警逮捕这些潜伏人员。

其实他们也知道这样做的意义不大，既然中国人主动中断与莫斯科的联系，肯定做了一定的打算，也有相关的计划。对于莫斯科那些所谓的资助早就不放在眼里。那些资助带来的更多是损失和牺牲，因为莫斯科支持最多的就是瞎指挥，乱命令，要不就是一些不知道中国实际的留洋生来指手划脚。

至于公布那些秘密的特工组织和潜伏地点，除了显示莫斯科的有些人内心卑鄙外，更没有任何损失，因为红军这边早就把那些与苏联、与莫斯科有任何联系的人或组织全部撤退回苏区了，安排这些在敌占区出生入死的精英们担任地方要职。

随着解放区的面积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红军自然就必须建立大量的地方政权，自然就需要大批的地方干部。让这些从敌占区撤退出来的人担任地方领导，既是对这些人出生入死的酬劳，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只有他们才能更严格地执行党的纪律，只有他们才能保证上级的政策不走样。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有什么人最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了，那就是从事特工的人，这些人甚至比军人在战场上还要遇到更多的危险，特别是在被敌人抓获的时候，面对的可是比任何人遭受到的都要残酷的严刑拷打。而这些人也远比任何人更坚决、更坚定地保守秘密。

当然，情报人员也不是没有贪生怕死者，也不是没有对上级命令阳奉阴违者，但意志坚定的人还是占大多数。

莫斯科方面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大肆辱骂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外，还在苏联远东地区成立了属于共产国际控制下的中国劳动党，首脑为王明等一批在苏联留学的中国人，他们的目标很直接，就是针对重庆的中共组织，就是要消灭这支不听话的军事集团，并取而代之。

这与历史上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个时空凭空出现了一支中国劳动党。而且历史上自红军长征后，莫斯科因为国际形势的需要而放松对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放任那支从江西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自生自灭，在莫斯科看来这种队伍已经元气大伤，根本没有必要再加以更多的重视，没有必要因为他们而得罪蒋芥石集团，因为只有与蒋芥石集团保持好关系，蒋芥石集团才能更好地进行抗日战争，才能更多地拖住日本军队，才能更好地让苏联腾出手来对付咄咄逼人的德国军队。

可是说前世的红军是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可谓四面皆敌。完全是凭着他们能吃苦，不服输，顽强地挣扎而生存成长起来。

而现在红军的力量却太耀眼了，短短两年时间内就从一支快被歼灭的小武装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武装力量，莫斯科不得不重视他们，不得不想控制他们，在控制不成的情况下又想消灭他们。

莫斯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重庆的红军领导人更加看清了他们的本质，更加坚定了脱离莫斯科、与莫斯科保持距离的决心。如果说之前只是因为郭拙诚的规劝，甚至是武力威逼，红军领导人都是将信将疑，那么现在在事实面前，就是项英等人也改变了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