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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很有意思，在西方人的认识中，似乎中国和新加坡两个国家就完全是两个体制里的不一样的国家，虽然新加坡也是华人为主的国家。西方人眼里所认为的新加坡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可事实真是这样吗？或者应该说，西方人嘴里的所谓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双重标准的词语罢了。也许用“所谓的民主不过是西方势力颠覆他国政权的一种手法”这样的话来形容最为贴切不过了。因为事实的确是这样，每一场颜色革命带来的是民主吗？不，没有，西方人权运动者和他们背后的那些政客所带来的只有动乱和暴力，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哈巴狗一样听话的‘民运精英’们所掌握着的政府对西方大国的维诺是从。

回头来看新加坡，其实说到底，这个国家和中国并没有什么差别，甚至说很是相像。根据新加坡的宪法，新加坡实行的是内阁制政府。国家机构三权分立，总统由直接民选产生，为国家元首。国会议员也是选举产生，总理从国会多数党中产生，其领导的内阁拥有行政权，并由公共服务委员会管理公务员的聘用以及处分。总理从议员中选出内阁部长。

在新加坡的政治制度里，由于其所实行的是内阁制政府，所以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其实并没有什么权力。说道新加坡总统-纳丹，很多人都一片木然，这位大爷是谁？

真正操控着的新加坡权利的内阁总理，以及其背后的议会。的确，乍一看上去，新加坡是和美英等国一样，实行的较为‘民主’的政治体制。但实际上，无论是新加坡还是中国大陆，再到日本，都是有自己的特殊国情。西方的那一套狗屁‘民主’在东亚根本行不通。

和日本政界，执政党永远都是‘自民党’一样，新加坡也是如此，虽然党派较多，但人民行动党一直是唯一的执政党。而且在议会中也鲜少有能够形成监督力量的反对党。这是因为人民行动党对反对党以及异议分子的打击是毫不留情的。自从李光耀任新加坡总理开始，人民行动党便采用包括在选举前重新划分选区、运用行政资源以及诉诸法律行动等各种手段，甚至经常利用各种司法程序，来压制反对派的声音。

自从独立之后，新加坡便一直维持有效的《国内安全法》，该法案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可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相应人士。一些早年曾与李光耀合作的新共领导人即因该法被拘禁20多年，其中最有名的政治犯是新共领袖林清祥。

由于政府透过司法手段打压反对的声音，许多反对派因此被迫退出政坛或移民他国。在新加坡国内，虽然反对派的声音一直存在，却始终不能成为主流。比如反对党政治人物-j.b 拉惹勒南便由于与人民行动党多位领袖长年的官司缠身而宣告破产，另一位反对党人物-徐顺全也因为诽谤罪成立被判破产。正式这样的种种手段，使得人民行动党在1966年到1981年，甚至占据了整个国会。统治了整个新加坡的政治舞台。

西方国家偶尔会指责新加坡即便是实行选举制度，政府体制也似乎更接近一党执政而不是民主政治，因为国会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该党党员，三任总理李光耀、吴作栋与李显龙也都是人民行动党党员。虽然国会的构成来自选举结果，但要把新加坡政治视作民主舞台并不具太大的说服力。可是那又怎么样呢？新加坡永远都不是被抨击的对象，反倒是北京，无论怎么去做，都永远是那些人权运动分子嘴里的‘独裁政府’。难道所有的一切不以西方模式来运转的国家政权便都是‘独裁’吗？反正西方人的双重标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们可以大肆挞伐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自己却频频的参与金融领域的救市行为。前者是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粗暴干涉，后者就是理所当然的一切。这就是精英所认同的‘民主’。

从客观因素上来说，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看来，新加坡言论自由的空间自1965年独立之后变一直受到压制，虽然虽然近年来为鼓励创意产业的发展以及展现更开明的政府态度，已经在这方面有所放松，但普遍观点上看来，人民行动党政府通过政府持股的方式间接控制了该国两大媒体集团，也是对新闻媒体声音的变相控制。

加上反对声音也因为其他种种限制很难通过其他私人出版机构出版其著作或发表言论。外国媒体对新加坡政府的批评往往会导致诽谤官司，或被限制在新加坡的发行量。此外，个人或民间组织也被禁止自行安装卫星天线接收器，所有外国电视节目都可被审查。政府也对网络进行管制。可以说，新加坡和中国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依然是双重标准。在西方国家严厉，新加坡依然是民主世界，中国依然是独裁政府。难道这不是一种讽刺吗？

在人民行动自由上，新加坡政府对这一点并没有太大限制，但当局对一切集会活动都非常关注。在新加坡，只要达到一定数量的户外集会都必须向警方备案。新加坡的内部安全局拥有非常大的权限，被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内部安全法授权可在必要时无限期拘留任何被怀疑可能对种族和谐与社会稳定造成威胁的人士，并可以在不经审讯的情况下扣押多年。

同样的，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所作得也是一样，这是一个稍微正常的国家都会去做的。难道纵容暴力集团的犯罪，纵容那些分裂分子破坏和平与安宁就是‘民主’吗？无论是新加坡还是中国，在本国的安定稳定上，所作的一切都没有错误。只不过西方世界愿意去制定他们的标准罢了。而这种标准却又使得一些靠着‘民运’吃饭的政客、活动家们拿来随意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