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春节，对绝大多数的京城人来说。

恐怕是他们在整个八十年代里，印象最深刻，幸福感最强烈的一个春节。

原因很简单，今年的春节对比去年，京城有关民生的各方各面都获得了较大的进步。

甚至可以说趋于完美，就没有明显的短板。

首先社会治安获得了大治，溜门撬锁杜绝了，打架斗殴的也没有了。

所有的年轻人都变老实了，该上班的上班，该念书的念书，没工作的也老实家待着，不敢惹是生非了。

年前又恰逢大雪，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皑皑白雪之中。

这个年，无论是人的精神还是城市的环境，都感觉到清净了。

这本身就让人痛快。

其次，物资供应上也是比较充裕的。

不但油、酒、肉、禽、蛋、干货，样样不缺，而且有些东西还率先一步实现“自由”了。

大米白面彻底放开了供应，随时随地随意购买。

各个单位都发福利茶，各个单位都在做西服……

再加上对京城人意义颇深的老字号南味饽饽铺“稻香村”，也在这一年的春节重新开业了。

京城还有了反季节的大棚绿色蔬菜，让普通老百姓在隆冬之际，享受到了过去只有天潢贵胄才能享受的“洞子货”，也能吃上新鲜的黄瓜、蒜苗、韭菜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这个年显得丰美非常。

尤其让人高兴的是，好东西变多了，手里还有钱买呢。

别忘了，早在1983年的10月，大家伙儿就涨了工资。

大部分人每个月收入都会增加了七块七。

甚至还有少部分的知识份子长了两级工资，平均每月收入增加了十六块二毛钱。

反过来，物价的变动却因计划经济呈现出严重的滞后性。

所以这就让大家伙很舒服了。

这几个月下来，老百姓明显觉得手头宽裕了许多。

于是大家都体会到了一种好像实现了“共同富裕”的错觉。

不相信的话，就看这一年人们是怎么放鞭炮的吧。

过去的春节，还从来没有到了大年初一清晨六点，满胡同的硫磺味儿还散不干净的时候。

更没有过爆竹蹦碎的纸屑铺满整条胡同的时候。

可今年，全都有了。

为什么？

不就因为大家伙觉着手里有点闲钱了嘛，就乐意多放点**个吉庆。

不夸张的说，今年大部分京城的鞭炮售卖点，在节前三天就彻底卖断货，连小鞭儿都没了。

这一年，就连大人们给孩子的压祟钱，都前所未有的涨到了五毛、一块钱。

这就叫欢天喜地，普天同庆啊。

当然，像宁卫民给罗家和边家的孩子每人一张大团结，那就有点过分了。

只能说他是乱入了这个时代的病毒，不能以常理衡量。

最后，有关民众的文化生活方面，也同样让老百姓们感到满意。

要知道，这一年是国家电视台第二次举办春晚。

正是春晚这块“招牌”刚刚打响，这个栏目挟大好势头，迅速成长，生命力最蓬勃的时候。

所以不但这届春晚资金投入大了，制作更精良了，请来的名家名角，高质量的好节目也多极了。

比如马季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几乎够全国人民乐上一年的。

陈培斯和老茂的小品《吃面条》，更是直接引发了“小品热”。

戏曲节目里，谭元寿的《定军山》、马兰的《女驸马》，全是戏迷憋着剧场都未必能听到的名家名段。

李谷一和姜昆反串的花鼓戏《刘海砍樵》也很出彩，让人发自肺腑的轻松一笑。

至于歌曲节目，能让人如痴如醉好歌那就更多了。

殷秀梅的《幸福在哪里》、《党啊，亲爱的妈妈》。

朱明瑛的《莫愁啊，莫愁》、《大海啊故乡》、《回娘家》。

蒋大为《要问我们想什么》、《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全是都在这同一台晚会上呈现，成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里的难忘经典。

以至于多年之后许多人回顾春晚历史，都有一个共识。

认为1984年的春晚，是历年春晚中节目质量最高的一台春节联欢晚会。

不过，要说到这届春晚，最具划时代意义和突破性的创举。

却当属春晚导演黄一鹤本着同血同源之心，邀请港台演员参加春晚演出的决定。

这一届春晚，主持人的队列里不但多了宝岛的黄阿原和港城的陈思思。

受邀前来的还有两位港台歌手张明敏和奚秀兰。

他们各自演唱的歌曲《我的中国心》和《阿里山的姑娘》，引发了全国观众的强烈的共鸣，堪称一夜走红。

事实上，从大年初一开始，“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和“高山长青，涧水长蓝”，就取代了“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成了京城年轻人口中新的流行曲调。

用三十年后的话来说，好像谁要是不会这么哼上两句，就“out”了一样。

所以说，这届春节晚会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让国人大大的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并且从此打通了港台流行歌曲在内地传播的官方途径。

此外，还有天坛公园的“斋宫雕塑艺术展游园会”也并非再是一枝独秀了。

新春庙会有了强有力的竞争者，京城百姓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敢情原有历史上在1985年首先恢复春节庙会传统的地坛公园，不愿意坐视天坛公园出尽风头，占尽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