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深了，纸笔就铺在面前。

萧天按灭了手中的烟蒂，终于在纸上落笔写道：

“这次来安阳，遇到了两件事情，一件让我觉得愤怒，一件让我觉得欣慰。遇到了一些不为民做主的官员，也遇到了一名让人闻之落泪的好官……

当官其实非常简单，你为老百姓考虑了，为老百姓做好事了，老百姓自然就爱戴你。而林树这样一个小小的官员，竟然能够得到那么多百姓的衷心爱戴，发人深思……

春秋时公仪休当了鲁国的宰相，《史记》里说他‘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

法为正法、理为常理，奉法循理倒没什么，必须的；至于无所变更，有些人就不理解了，这儿无所变更，那政绩怎么能做得出来？或者政绩怎么能被看得出来？干嘛不嚷嚷颠覆旧法、破坏成法，先搞一套说词，把自己弄成一个锐意进取、大胆改革的名相，哪怕一将成名万骨枯也在所不惜呢？

现在咱们政府许多官员就在这么做吗？把当地折腾得要命，他自己博得名声后，扔下元气大伤的摊子，起身升职当更大的官去了。

公仪休没有这样干，而是奉法循理，无所变更，不贪这个名声。虽然不说就是上古圣贤治理天下时所谓垂拱而治，但鲁国在宰相公仪休的治理下，‘百官自正’，即官员普遍都是好干部，官员队伍很廉洁公正有效率，社会风气也良好……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官员队伍？因为公仪休奉行的原则是‘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什么是大？就是国家给你的俸禄，还有荣誉、地位即受人尊重的名器，这个名器就是‘大’！这个大，不是指钱多，不是指占有国家资源多，不是指你能操纵的事儿多、你能摆平搞定的人多，而是指作为一个文明人享有的景仰与尊崇。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我看这句话得改下，改成‘当官不为民服务，不如回家卖红薯’……

官员手里的权利，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全体国民给你的。你的职责，只是服务，服务于国民，服务于这样国家……

官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德？

中国古代的儒家把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视为整个社会的基本美德，古希腊人把智慧、勇敢、节制、公正当作城邦公民的四大美德，中世纪的基督教把信德、望德、爱德看作基督徒的三主德。

那么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官员呢？

忠诚。忠诚作为对政府官员的品德要求是非常重要的，官员要始终如一、无条件地遵守和实现自己的道德要求，它是中国传统官员品德体系的一个核心范畴之一。

在《论语》中曾子就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在这裏孔子所言的‘忠’，指的是克尽己责。之后的《孝经》强调‘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亦即在家尽孝，在朝尽忠，忠是孝的延续。

忠诚作为一个历史性的道德范畴，对于今天政府各级官员干部而言，对其忠诚的道德要求在本质上不同于古代社会，它强调从总的倾向上来把握个人对政府的根本态度，忠于党、忠于国民、忠于国家、忠于职守。

忠于国民这一点上，我们的官员绝不能对上奴颜媚骨，对下横行霸道，更不是对国民当面信誓旦旦，过后信义全无，更有甚者，将对群众一时的承诺作为愚弄他们的机巧手段，拿自己的诚信当儿戏，最终使政府的公信力彻底消失……”

萧天点了根烟，在那想了许久，然后继续落笔写道：

“……官与民的关系作为政治伦理的重要内容，不仅反映着官员的道德态度，而且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官德本质差别的分水岭，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有大量的民本民贵思想资源，封建君王和有远见的思想家也反覆强调‘爱民如子’、‘为民做主’，但从本质上讲，当时的统治阶级重民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仅仅是巩固封建君王政治统治的主要手段。

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官民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民由过去的奴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由对强权的屈从变成了对自由的肯定，由草奴人格变成了独立人格。

但是，从我们的官员方面来说，还有许多人对‘甘为公仆’的观念远未树立起来。要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使广大国民和各级官员深刻认识到，国民是我国政权的根本性质，国民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最终来源，全心全意为国民服务是各级政府官员的根本职责。

要真正培养起领导干部‘为民’的道德品质，必须建构起完善的政治制度，其中公民社会制度的建立尤为重要，因为单靠公民个体的力量，无法对抗强大的公共权力，只有让广大公民建立起自己的民间组织，以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方式去保障自己的神圣权利，才能确保各级官员对国民永保敬畏之心，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