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勋问何为华且何为夷，坐在前列的司马敏赶紧把手给举起来了——举手才能发言，这也是是勋讲课的独有规矩。当即朝司马敏点一点头，司马幼达站起身来，先长揖，再回答：“先生曾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乃知无服章之美，无礼仪之大者，即四夷也，如禽兽也。”其实正经说起来，“礼仪之大”云云并不是是勋说的，只是他抄的——源头为唐初孔颖达中语。就连是勋都记不清，这是他哪回讲课的时候随口贩将出去，竟然被学生给记了下来。于是摆摆手，示意司马敏坐下，然后环视众人：“幼达所言是也，然为皮毛之论，未得其本。何言耶？中国有礼仪之大，何四夷所无也？有服章之美，何四夷所无也？礼仪、服章，二而实一，自何而生？何四夷之不得耶？“华者，许叔重云‘荣也’，斯美言也；夏者，云‘中国之人也’。乃云：‘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居之于中，干戈卫护，是谓中国；布之于外，是谓南蛮、北戎、东夷、西狄，要言之四夷也。”到这儿还都是老生常谈，但接下去就有新内容啦。是勋说：“今南蛮者，如武陵蛮、山越也；北戎者，如鲜卑、乌丸也；东夷者，如高句丽、诸韩也；西狄者，如羌、胡也。彼其无衣裳而裸身耶？无文章而素地耶？彼其无礼仪而真等同于禽兽耶？”难道这些外族就都不穿衣服，不绘花纹吗？难道他们部中就毫无规矩吗？为什么说只有中国有“礼仪之大”、“服章之美”呢？那就又要说到社会发展的问题啦，这年月典籍中所描述的上古时代。虽然并非完全向隅虚构，也有很多真实内容，如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等世，技术还极不发达，人民极端贫困。但儒者往往将其看作风俗俭朴，而不大会从中探寻到社会进步的道理。是勋对此就要好好说道说道，给弟子们灌输一些新观念进去啦——“伏羲之世，人未知植麻育蚕，无织帛之能，乃缀皮编毛以御寒耳。与今之夷狄，何其相似？神农教稼穑之先，人唯渔、猎而已，间或畜牧，与今之北戎。何其相似？乃教稼穑之初，刀耕而火种，是以神农亦名‘烈山’也，与今之南蛮，何其相似？是知人而为一也，华夏之与四夷，为长者之与幼童耳。”人都是一样的，并没有高下之分。最大的差别，就是咱们的文化和技术比他们先进。“渔猎、畜牧，乃逐水草居；刀耕火种。田废必徙。居无定所，乃无恒产，无恒产则无恒心。而中原有江、河为灌，有田土之美，后稷教播五谷，民乃重迁。渐成聚落，民乃繁育。斯成中国。人之蕃也，圣人从而教之。斯有礼仪之大，服章之美矣。四夷不知稼穑，乃不成礼仪之大，服章之美。”先进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渔猎民族，以及原始农业部族，本是有着根本性差别的。那么是勋说这些话，用意究竟何在呢？其用有三，首先：“有虞、有夏，不过河南地也；成汤居亳，乃有山东；凤鸣西岐，乃有关陇；赵之并狄，斯有朔、并；秦之灭楚，斯有荆、扬；孝武皇帝以兼赵氏，遂有交、广。或为中国人所播迁，或为夷狄而入华夏，礼仪所传、服章所布也。”中国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是逐渐形成并且扩张到今天这一步的。“是故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这句话后世传播得非常广泛，但究其根由，却是许衡为蒙元统治中国所编造的理论，意思是：即便夷狄，只要占据了中国土地，那也就可以算是中国啦。不过是勋今天贩卖这句话，还真不是为了夷狄张目，因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重新诠释——“何谓耶？夷狄入于中国，然恶终不可胜善，丑终不可胜美，必要从其稼穑，学其礼仪，用其服章，乃可长居，此即楚之终于中国也。中国入于夷狄，斯土而未必能够稼穑，则礼仪、服章亦将日丧，乃终泯乎夷狄矣。”许衡你丫死去吧，以后我这一说才是正根儿。“是故夷狄之地，中国之人或不可久居，是故孝武皇帝即驱匈奴漠北，而漠南今又生鲜卑、乌丸矣，以为不兴兵戈而可久安者，迂腐之见。然中国则不取漠南耶？亦非也。乃知夷狄之存也久，杀之不尽，中国退则夷狄进，漠南之不守，漠北终为中国之患也。”一定要经常性地攻打北方游牧民族，一定要牢牢守住朔、并两州，否则中原腹心之地都会遭遇危险！“南蛮事又不同也。北地苦寒，唯生荒草，难以耕殖……”起码就这年月的技术还做不到把农业区大范围北扩，“南方虽暑，亦可播植，是以武陵蛮、山越等虽匿山林间，若得其地而作，数世之后，亦中国矣——孝武皇帝因此而伐南越，并郡县之也。”对于南方的蛮夷也要讨伐，但目的不是为了修筑一条钢铁国防线，而是继续扩张，增广疆域。对于不同夷狄的不同态度——其实严格意义说起来，态度都一样，那就是打，不同的是是否占据其土地，是否可以使其入华（合并进中华大家庭）——这是是勋所说的第二个问题。“孟子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以之责陈相也……”陈相作为儒门弟子陈良的学生，却去追随被孟子认为水平低幼的农家许行，孟子乃有是语——“为夏之道绝过于夷，以下从上，民乃蕃育，以上就下，民必困穷。然陈相之学于许行，得非夏而变于夷耶？乃知事有反常者也……”不要以为咱们文化先进，就必然不会被落后民族所同化了，必须随时警惕落后文化对先进文化的冲击和破坏——这是是勋所说的第三个问题。最后综合一下：“是故有稼穑之土，有耕织之劳，始有礼仪之大、服章之美，是成中国也。四夷之不如中国也，为无稼穑之土，无耕织之劳，使民困穷。中国可收其土即收之，教其民稼穑；不可收其土则逐之，使不为祸——斯乃用夏变夷，孝武皇帝收南越、五原、朔方是也。其夷狄之民困穷，乃有禽兽之性，无日不望得中国之土，然得其土而不知稼穑，遂更使中国困穷也——斯乃夏变于夷，今之五原、朔方是也。“是故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为诸夏无君，而礼仪是在；夷狄无君亦可教化，若有君必成禽兽矣！”少数民族不抱团儿，咱们就容易同化他们，一旦抱团儿甚至立国，那就危险啦——“吾前请魏王分析匈奴、乌丸各部，即为此也。”传统中国人看待外族，鄙其落后，恨其侵扰，观点都是同一的；但对待外族的态度，却往往走两个极端：一是以为外族既然落后，那便不足为中国之患，只要教之礼仪，必能同化；二是以为外族不可教也，必须明确“华夷之分”，严防死守，才能保证中国的安靖。就这个年月而言，大一统的强大王朝虽然已经走向没落，终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外族尚不能威胁其腹心之地，基本舆论还是倾向于前一种态度的。所以这时候的中国人具备强大的包容性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能力，但同时对外族入侵缺乏足够的警惕心——“以为读经识礼，服中国之章，即为中国人也。而不知所滋育者不变，是终不能中国也。”其后“五胡乱华”，第一个掀起反旗的刘渊，那就是相当汉化的匈奴贵族，史书上说他“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尤好，略皆诵之，、诸子，无不综览”。然并卵，只要他的部族还没能改变传统的生活习惯，绝大多数匈奴人都没有中国化，刘渊一旦回去，立变匈奴单于，而非中国君主。中国人必须经历多次惨痛的教训，才能明白这一道理，比方说“五胡乱华”，比方说“安史之乱”，比方说残唐五代，所以到了宋朝，相关华夷的思想倾向就逐渐右倾，走向另一个极端，最终导致了明、清两代总体思潮的全面保守，活力渐丧。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相对此一倾向，是勋尚无需赘言。对于今日之病征而下药，是勋主要教导学生们要明确“华夷之辩”，并且警惕“夏变于夷”，在兼并和融合外族的问题上，不可只看表面（用中国礼仪、服章），而要看到深层（是否真正改变了生产和生活习惯）。而且这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楚之附周，在文王之世，而尚溺昭王汉水，问九鼎洛阳，至秦收之，始入中国。乃知用夏以变夷，亦当行之数世，始验。”若是能在保持包容性的前提下，提高对外族的警惕心，或许不会再蹈“五胡乱华“之渊薮吧。宣讲完毕，即使学生自由提问。突然间站起一人来，询问道：“闻先生盟拓跋而使雄漠南，收其酋为假子，有诸？何与所言相悖耶？”(未完待续)